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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瑜:《送你一颗子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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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你一颗子弹

自我一代

  看了《时代》上那篇关于“自我一代”的报道,又看了各个方面的反应,写一下读后感。

  那个报道对中国“80后”的描述很可能较偏颇甚至失实,对此应该“立场鲜明”的批判。但是我个人感觉这个报道对当今中国年轻人精神状态的描述,是大体靠谱的:追求个人发展,不关心公共事务。不过我奇怪的是,难道这仅仅是所谓“自我一代”的精神状态?这跟出生年代有重大关系吗?就算是60年代出生的“文化热一代”,现在有几个在关心政治?就算50年代出生的“知青一代”,又有几个人在关心公共问题?当年都是热血沸腾过的呀。

  事情其实也没那么复杂,这跟“代际”没有太大关系。制度让关心政治的成本太高了,相比之下,个人发展的诱惑又太大了。作为“趋利避害”的动物,大部分人都选择不关心政治,追求个人发展,不过是理性选择而已,犯不着单拎出80年代出生的小孩苛责。

  理解理性选择是一回事,但是将这种理性选择道义化,好像冷漠是一种美德,则是另一回事。在当今中国,关心政治的成本不单单是可能受到有关部门的关注,而且往往是整个社会的冷嘲热讽。就好像一个长得特别漂亮的女孩出现在一个丑女成堆的房间里,她的出现立刻会引起丑女的警觉和反感一样,一个关心权力和权利的人往往会引起那些冷漠的人的警觉与反感,“这人是不是有病啊?吃饱了撑的!搞政治投机吧?野心家!出风头!”或者不这么极端,其警觉与反感表现为对维权人士的道德水准和智力水平惊人的苛刻,拿放大镜照他们“弱智”、“投机”的蛛丝马迹,但是对另一些人却表现出惊人的宽容和理解,“他们也不容易啊……”

  所以在当今的中国,真正关心政治,是王小波所说的“反熵”行为。对了,我说的“关心政治”,并不是指关心某领导人 最近又亲切接见谁了,或者某美女 到底与某领导什么关系。我记得我上中学时,同学们写的思想汇报中常常有这么一句;我很关心国家大事,经常看某台某报……拜托,那不是关心政治,那是关心宣传。还有人曾经跟我说:你连那谁谁谁是谁谁谁的人都不知道,你不是研究中国政治的吗?嗯,我是不知道谁谁谁是谁谁谁的人,我还不知道莫文蔚现在在跟谁谈恋爱呢。把政治关心成八卦,关心成宫廷秘录,而且明明天高皇帝远还说得绘声绘色,可以说是中国文化的一大特色。事实上中国正史的写法,就有点八卦集锦的意思。但真正关心政治,不是关心领导人 的起居和病历,而是关心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不是关心“事件”,是关心正义。

  亚里斯多德说:“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就是说,人类对公共生活的关心和参与是人类的本能和人性。政治并不比我们去春游野炊时大家自发讨论分配谁带水、谁做饭、谁洗碗、怎么分摊费用更高深或者更丑恶,但是,在今天,这种天然的、自发的人类本能成了“反熵行为”。就是说,在一定意义上,只有非理性的“神经病”才会关心政治。

  这是一个无奈的现实,但是不断有人跳出来说,“我们凭什么要关心政治?就爱吃喝玩乐自己挣钱自己花怎么了?!”当然,享乐主义是人权,谁也无权干预。但是千万不要以为“政治冷漠”就是没有政治态度,冷漠就是你的态度。更重要的是,享乐主义得以存在,是有一系列公共制度的前提的,而这些前提是政治斗争的结果。以为私人生活与政治没有关系的人,忘记了私人领域从边界的界定到秩序的维护都是政治问题。难道60年代全中国人穿灰黑蓝和今天大家穿得花枝招展仅仅是“个人品位”的不同?今天的中国从房价、到学术腐败、到电话费、到你在医院要排多久的队、到奴工、到孩子上学、到交 通……哪一个归根结底不是“政治问题”?那些“我就是我,去他妈的政治”的说法,就像是“我就是我,去他妈的空气”一样,貌似充满个性,其实无比滑稽。我理解在一个关心政治成本太高、追求个人发展动力很大的时代里大多数人的政治冷漠,但是我不能理解为这种冷漠而感到的洋洋得意。

  在一个网友的博客上看到发问“美国年轻人关不关心政治”?说实话,我个人的观察是,歪少在我所待过的两所大学里,美国年轻人非常关心政治。我给国内刊物写的时政专栏里,至少有五篇提到大学生对政治的参与,一篇提到美国大学生以志愿者的身份积极参加助选;一篇写大学生在非法移民问题上对右翼演讲者抗议示威,一篇写哈佛大学生为本校被解雇的清洁工发出呼吁;一篇提到大学生组织在全球变暖问题上的积极行动;一篇提到大学生对教授的“反犹言论”向校方控诉。最近一篇提到在苏丹达尔富尔屠杀 问题上,几百个学生发起“向本州议员施压”的活动。我在哥大校园的主干道上,时不时看到各种学生组织或者发起的活动,比如抗议以色列政府的活动、纪念二战中犹太死者的活动、争取助教加入工会权的示威……走在哥大附近的大街上,经常时不时就有学生模样的人,拿着小本走过来问我:“你想拯救北极熊吗?或者“你想赶布 什下台吗?”……

  当然我不想用“个人觉悟”来解释这些。政治环境不但解除了他们被打压的咒符,而且带来学生政治团 体的繁荣。这些团 体的存在及其在学生中“代代相传”,无形中为年轻人参与政治提供了“基础设施”。就是说,你不需要自己点火柴摸黑找路去参与政治,而且一不小心撞到了槍口上,在那个社会,参政的“高速公路”都修到了你家门口,而且到处路牌清清楚楚,你一踩油门就成了公共生活的一分子。

  至于有人在读了“Me Ceneration”一文后得出那个结论说“西方媒体就爱报道中国的负面新闻”,我觉得这是典型的“谎言重复了一千遍就变成了真理”。首先,西方媒体上肯定中国经济发展成就的文章比比皆是。

  其次,西方媒体对自己国家、政府的“负面报道”也比比皆是。在哈佛有一次参与一个中国学者的报告,她为了证明美国媒体如何“妖魔化中国”,说:“从××年到××年,纽约时报关于中国攻府的负面报道占据了一半以上……”我当即提问:“那你统计了同一时期纽约时报对布什政府的负面报道占了多少吗?更重要的是,你统计了同一时期,美国社会的问题和中国社会的问题是几比几吗?”

  “妖魔化中国”这个命题的出现,隐含的前提还是那种把报纸当成政府宣传工具的思维。负面的事故容易成为新闻,而新闻只管真实不真实,你管它好话坏话的比例干吗呢?统计这种比例,多怨妇啊。这种被迫害妄想症一旦流行起来,还越来越理直气状了。既然新闻媒体的职能之一是监督政府,负面报道对于政府也许不是好事,但是对于社会难道不是一件好事吗?就是在中国内部,关于孙志刚、Sars,黑窑工这种“负面新闻”不恰恰是“帮助”政府纠正了很多社会问题吗?你去读读文革或者大跃进期间的中国报纸,一点也不“妖魔化中国”,So what?

  扯了这么多,我想说的是,也许《时代》上那篇文章关于某些个人的报道有失水准,但是如果大家读到那篇报道之后想到的仅仅是如何“反思西方媒体”,而不是我们自己的社会和政治,在我看来,实在是避重就轻。当然,避重就轻是皆大欢喜的必由之路,作为一个热爱皆大欢喜的社会,我们又取得了一次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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