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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绛:《我们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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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绛:《我们仨》

第三部 我一个人思念我们仨 第十一节

  我们免得犯错误、惹是非,就离群索居。我们日常在家里工作,每月汇报工作进程。我们常挪用工作时间偷偷出去玩,因为周末女儿回家,而假日公园的游客多。颐和园后山的松堂,游人稀少,我们经常去走一走后山。那里的松树千姿百态,我们和一棵棵松树都认识了。

  动物园也是我们喜爱的地方。一九三四年春,我在清华读书,钟书北来,我曾带他同游。园内最幽静的一隅有几间小屋,窗前有一棵松树,一湾流水。钟书很看中这几间小屋,愿得以为家。十余年后重来,这几间房屋,连同松树和那一湾流水,都不知去向了。

  我们很欣赏动物园里的一对小熊猫。它们安静地并坐窗口,同看游人,不像别的小动物在笼中来回来去地跑。熊很聪明,喝水用爪子掬水喝,近似人的喝法。更聪明的是聪明不外露的大象。有公母两头大象隔着半片墙分别由铁链拴住。公象只耐心地摇晃着身躯,摇晃着脑袋,站定原地运动,拴就拴,反正一步不挪。母象会用鼻子把拴住前脚的铁圈脱下,然后把长鼻子靠在围栏上,满脸得意地笑。饲养员发现它脱下铁圈,就再给套上。它并不反抗,但一会儿又脱下了,好像故意在逗饲养员呢。我们最佩服这两头大象。犀牛厌游客,会向游客射尿,尿很臭而且射得很远,游客只好回避。河马最丑,半天也不肯浮出水面。孔雀在春天常肯开屏。钟书“格物致知”,发现孔雀开屏并不是炫耀它那金碧辉煌的彩屏,不过是掀起尾巴,向雌孔雀露出后部。看来最可怜的是囚在鸟笼内不能展翅的大鸟。大熊猫显然最舒服,住的房子也最讲究,门前最拥挤。我们并不羡慕大熊猫。猴子最快乐,可是我们对猴子兴趣不大。

  看动物吃东西很有趣。狮子喂肉之前,得把同笼的分开,因为狮子见了肉就不顾夫妻情分。猪类动物吃花生,连皮带壳;熊吐出壳儿带皮吃;猴子剥了壳还捻去皮。可是大象食肠粗,饲养员喂大象,大团的粮食、整只的苹果、整条的萝卜、连皮的香蕉,都一口吞之。可是它自己进食却很精细,吃稻草,先从大捆稻草中拈出一小束,拍打干净,筑筑整齐,才送入口中。我们断不定最聪明的是灵活的猴子还是笨重的大象。我们爱大象。

  有时候我们带阿瑗一同出游,但是她身体弱,不如我们走路轻健。游山或游动物园都得走很多路,来回乘车要排队,要挤,都费劲。她到了颐和园高处,从后山下来,觉得步步艰险,都不敢跨步。我觉得钟书游园是受了我的鼓动,他陪同玩,练出了脚劲。阿瑗体力无多,我舍不得勉强她。

  阿瑗每周末回家,从不肯把脏衣服和被单子带回家让阿姨洗,她学着自己洗。同学都说她不像独养女儿。这种乖孩子,当然会评上“三好学生”,老师就叫她回家和妈妈谈谈感想。我问:“哪三好?”因为她身体明明不好。她笑着说:“荣誉是党给的。”果然,她的身体毕竟不好,读了三个学期,大有旧病复发之嫌。幸亏她非常听话,听从大夫的建议,休学一年,从一九五三年春季休养到一九五四年春季。钟书一九五四年底才由城里回北大。阿瑗休学只和妈妈作伴。

  她在新北大(即旧燕京)到处寻找相当于清华灰楼的音乐室。她问校内的工人,答“说不好”。她央求说:“不用说得好,随便说就行。”工人们听了大笑,干脆告诉她“没有”。她很失望。

  中关园新建,还没有一点绿色。阿瑗陪我到邻近的果园去买了五棵柳树种在门前。温德先生送给我们许多花卉,种在院子里。蒋恩钿夫妇送来一个屏风,从客堂一端隔出小小一间书房。他们还送来一个摆饰的曲屏和几盆兰花、檐葡海棠等花和草。钟书《槐聚诗存》一九五四年诗,有《容安室休沐杂咏》十二首,就是他周末归来的生活写实。这间小书房就是他的“容安室”或“容安馆”。由商务扫描出版的《容安馆日札》就是这个时候开始的。“容安馆”听来很神气,其实整座住宅的面积才七十五平方米。由屏风隔出来的“容安馆”仅仅“容膝易安”而已。

  阿瑗常陪我到老燕京图书馆借书,然后又帮我裁书。因为那时许多书是老式装订,整张大纸折叠着订,书页不裁开;有些书虽经借阅,往往只裁开了一部分。

  阿瑗闲来无事,就读我案上的书。我对她绝对放任。她爱弹琴,迷恋着清华灰楼的音乐室,但燕京没有音乐室。我后来为她买了钢琴,她复学后却没工夫弹琴了。她当时只好读书,读了大量的英文小说、传记、书信集等等,所以她改习俄语后,英语没有忘记。

  一九五四年春阿瑗复学。她休学一年,就相当于留一级。她原先的一级,外语学英语;下面的一级,从初中一年起,外语学俄语。阿瑗欠修四年半的俄语。我当初没意识到这点麻烦。

  清华有一位白俄教授,中国名字称葛邦福,院系调整后归属新北大。我于阿瑗开学前四个月,聘请他的夫人教阿瑗俄语。阿瑗每天到她家上课。葛夫人对这个学生喜欢得逢人必夸,阿瑗和她一家人都成了好朋友。我留有她用英文记的《我的俄语教师》一文。文章是经钟书改过的,没找到草稿。但所记是实情,很生动。

  钱瑗复学,俄语很顺溜地跟上了;不仅跟上,大概还是班上的尖子。她仍然是“三好学生”。“三好学生”跑不了会成共青团员。阿瑗一次回家,苦恼得又迸出了小眼泪。她说:“他们老叫我入团,我总说,还不够格呢,让我慢慢争取吧;现在他们全都说我够格了,我怎么说呢?”她说:“入了团就和家里不亲了,家里尽是‘糖衣炮弹’了。”

  我安慰她说:“你不会和家里不亲。妈妈也不会‘扯你后腿’。”阿瑗很快就成了团员,和家里的关系分毫没变。

  她一九五五年秋季中学毕业,考取北京师范大学俄语系。她的志愿是“当教师的尖兵”。我学我爸爸的榜样:孩子自己决定的事,不予干涉。钱瑗毕业后留校当教师。她一辈子是教师队伍里的一名尖兵。

  钟书在毛选翻译委员会的工作,虽然一九五四年底告一段落,工作并未结束。一九五八年初到一九六三年,他是英译毛选定稿组成员,一同定稿的是艾德勒。一九六四年起,他是英译毛主席诗词的小组成员。“文化大革命”打断了工作,一九七四年继续工作,直到毛主席诗词翻译完毕才全部结束。这么多年的翻译工作,都是在中央领导下的集体工作。集体很小,定稿组只二三人,翻译诗词组只五人。钟书同时兼任所内的研究工作,例如参加古典的《唐诗选注》。

  钱瑗考取大学以后的暑假,一九五六年夏,随钟书到武昌省亲。我公公婆婆居住学校宿舍。钟书曾几度在暑期中请“探亲假”省视父母。这回带了阿瑗回去。

  大热天,武汉又是高温地区,两人回来,又黑又瘦。黑是太阳晒的,瘦则各有原因。钟书吃惯了我做的菜,味淡;我婆婆做的菜,他嫌咸,只好半饥半饱。爹爹睡觉不分日夜。他半夜读书偶有所得,就把健汝唤醒,传授心得。一个欠吃,一个欠睡,都瘦了。

  这时爹爹已不要求钟书“养志”(养志的弟弟携家侨居缅甸)。他最宠爱的是“女孙健汝”,钟书已是四十五十之间的中年人,父子相聚,只絮絮谈家常了。爹爹可怜娘寂寞,而两人很少共同语言。他常自称“拗荆”。我问钟书什么意思。钟书说,表示他对妻子拗执。我想他大概有抱歉之意。自称“拗荆”,也是老人对老妻的爱怜吧?

  钟书阿瑗回京,带给我一个爹爹给我的铜质镂金字的猪符,因为我和爹爹同生肖。我像林黛玉一般小心眼,问是单给我一人,还是别人都有。他们说,单给我一人的。我就特别宝贝。这是在一九五六年暑假中。

  一九五七年一、二月间,钟书惦着爹爹的病,冒寒又去武昌。他有《赴鄂道中》诗五首。第五首有“隐隐遥空碾懑雷”,“啼鸠忽噤雨将来”之句。这五首诗,作于“早春天气”的前夕。这年六月发动了反右运动,未能再次请假探亲。

  那时钟书的三弟已回国,我公公命他把我婆婆送归无锡,因她已神智不清。我公公这年十一月在武汉去世,我婆婆次年在无锡去世;我公公的灵柩运回无锡,合葬梅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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