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道德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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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五章 古之善为道者

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民之难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知此两者亦楷式。常知楷式,是谓玄德。玄德深矣,远矣,与物反矣,然后乃至大顺。

这一章与上面一章一样,都是上经第十五章的发挥。不过到了这一章就碰到一个严重的问题了。“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这一段研究中国政治哲学思想的人,素来认为老庄之道与儒家哲学思想是为帝王们铺路,走的是“愚民政策”,希望老百姓没有知识,越笨越好。所谓“非以明民,将以愚之”,文字表面上是说上古以来善于运用政治哲学道理的人,不是要老百姓智慧高,而是希望他们智慧低;好像老子就明白地这样讲。

智与愚

“民之难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他说社会人民之所以难治,是因为一般人知识太多了,如以提高知识来治国,那是“国之贼”,是错误的;不用智慧来治国,才是国家之福。照这一段文字解释,很明确就是这样讲的。但是,大家忘记老子还说过“大智若愚”这句话,愚并不一定是愚笨。尤其古书上讲到愚,往往不用“愚”字,因为愚有诚实、朴素的意思。所以,上古古典的书籍,“愚”字不太当“笨”字解,而是老子思想所主张的朴实、厚朴。

朴实并不是笨,因为一个笨人并不一定不朴实,但笨人会捣乱,会调皮,自以为聪明,便自作聪明。这些人大处愚笨,使小聪明,所以笨人做的事情,常会把人气坏了。现代一些犯罪的青少年,就是如此。那并不是朴实,朴实与“愚”与“诚恳”两个字往往一起用。“愚钝”有同等的意思,是非常纯朴诚实的意思,所以老子曾讲到“大智若愚”。后面第七十一章,老子有几句话,下面先引用来解释“智”与“愚”的问题。

“知不知,上,不知知,病。夫唯病病,是以不病,圣人不病,以其病病,是以不病。”

他说真正智慧高到了极点,就是“不知”,不是真的不知,是好像不知,好像没有智慧;也就是以前提到过的半罐水响叮当,满罐子水就不响了。智慧到了最高时,似乎是“不知”。“不知知,病”,一般人就犯这个毛病,自己跟自己过不去,自以为学问很好,智慧很高,“不知强以为知”,根本不懂而以为自己真的懂了,这是一个大毛病。“知不知”,智慧到了最高处,一切事情都知道了,心情反而很平淡,等于普通一个不知的人一样,这是最上智的人。我们引用了这两句话先来说明,现在回过来再看这一章,就明了老子所说“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这句话的道理了。

我们的文化,过去有一个阶段,文盲太多,乡下没有几个人读书,斗大的字难认识一担。如果问他读过书没有,他说是跟孔夫子师母学的,孔夫子没有教过他,这是以前没有上过学的笑话。那个时候,满地都是文盲,所以必须要普及知识,普及到几十年以后的今天,真正高度知识教育没有完成,只是增强了一般国民的普遍知识。但是政治思想也是半通不通的,好像什么都接受。我们几十年来,看过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虚无主义、自由主义……一大堆刊物的小本子偷偷塞过来,许多人都偷着看,大家是生活在这样的混乱时代,这样的痛苦之中。这也使我们想到老子的话“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了。

老子这个感想也是从历史经验中得来,我们要注意的是,老庄与孔孟,都出生在历史变乱的时代,他们连续经历了一两百年的变乱,比我们现在变乱的痛苦还要大。其实,真正春秋战国的战乱有四百年之久,什么人都忍受不了。再看世界各国文化历史,各种思想的发展普及和蓬勃,都是在极变乱、极痛苦的时代。

我们中国文化诸子百家的思想,各家学术著作发达的时候,都在春秋战国这个阶段。因为变乱痛苦的社会促使了哲学思考,要追寻宇宙人生的奥秘,为什么上天生了人?人为什么那么残酷?那么捣乱?那么痛苦?追寻究竟的道理,各家有各家的见解,就形成了学术思想的发达昌明。在文化史上,我国那个时代是光辉灿烂的时代,百家争鸣,各家的思想正的、反的,乱七八糟的思想都有,目的都是救国救民,乃至救天下,每一种思想都构成了一种学术。

可是,站在历史的观点上看,这个惨痛的时代,许多人生命血汗的牺牲,才刺激了人的头脑,产生各家的学术与思想。这个代价太大了,是许多活生生的生命换来的。由于老庄、孔孟都生在这么一个时代,所以读他们的书,首先要真正了解他们的时代背景;拿到这本书的时候,应该晓得这是一本在痛苦中诞生的书,不像是我们坐在冷气房间,连只苍蝇蚊子也没有,一尘不染的舒适时代。因此,老子才告诉我们“民之难治,以其智多”,社会、国家、天下之所以混乱,就是意见太多。知识越普及,意见就越多,因而形成社会世界的混乱。

“以智治国国之贼”这句话,是讲领导人思想的道德,当社会思想很乱的时候,唯一的办法是不玩弄聪明,要非常诚实。我常说,几十年来的历史教育下,结果是人人玩聪明、动脑筋、玩手段,一个比一个厉害。年轻一代比老的一代更聪明,更厉害,也更麻烦,都到达登峰造极之势。将来真正成功的人,一定是诚实的人,因为大家都狡猾,老实人反倒受欢迎了。所以老子才讲,“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

从商鞅到刘邦到文景之治

“知此两者亦楷式,常知楷式,是谓玄德”,我们读《老子》,不能随便抓住中间一句话或一节,认定是老子的思想。读任何书都要融会贯通,才能找出其中的中心点来。从表面上来看,可能认为老子是愚民政策,希望老百姓没有智慧,好去统治,但这不是老子的意思。“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知此两者”,这两头的道理,一头是智慧,一头是愚笨,“亦楷式”,这只是现在学科学的一个公式,一个原理。“常知楷式”,要常了解这只是一个公式,“是谓玄德”,才会真正懂得历史最高政治的标准,政治最高的道德标准。以前讨论《孟子》的时候,我曾提到过,战国时的秦国,经过约一两百年的努力,到秦始皇时代严刑峻法,法律之严密,无以复加。在秦始皇的上代,商鞅变法之后,用法制管理得非常好,国富兵强。后来因为政权的变动,商鞅垮台后,要逃出秦国,在关卡拿不出过关的文牒;关史说,我们秦国的法律是宰相商鞅所定的,没有过关文牒,谁都不准出去。商鞅自己造的孽,只好自受,被提回去受五马分尸之刑。实施严刑峻法的人,结果都很惨。汉朝有些酷吏,史书上用四个字形容———“深文周纳”,他们根据法律的条文,引用最严重的一面解释案情。比如说,法律规定犯法判刑六个月至二年之间,其中有伸缩,可以放宽;但是“调纳”者却搜罗各种案例、条文,甚至与案情无直接关系的规定,以个人的主观,将只要判刑六个月的案子,非要判人家一年不可。很周详细密地把人拉进犯罪的范围去,这就是一般酷束的做法。我们中学的课本有《李陵答苏武书》,李陵说不敢回来,因为这些刀笔之吏弄其文墨,坐在办公桌上,并不晓得前方的情形。我虽然打了败仗,可是一旦回来,在法律之前,被那些酷吏弄其文墨,可能被捉拿,那就完了,所以不如不回来。由此可知“刀笔之吏,弄其文墨”,有时候比用刀杀人还要厉害。这说明了法制之下就可能有酷吏,有酷吏,自然会有严苛的结果。高祖推翻了秦始皇的政权,一进咸阳就约法三章,简单地说,杀人者抵命,所以法令只有三条,不偷、不抢、不杀三件事,其他则马马虎虎。这一下子老百姓就舒服了。秦朝捆得太紧,放松就舒服。但是,汉朝的初年,政令太宽了,一直到汉文帝、汉景帝以后,慢慢地就需要收紧。再看历史上清朝入关,由顺治到康熙,比较宽松,那是因为天下尚未定,等到安定以后,乾隆、嘉庆开始,逐渐收紧法网。实际上,政治的道理是一种艺术,像打鱼一样,鱼小的时候,网就宽松一些,让鱼慢慢长大,鱼太多了,网就要收紧。所以搞乱的人太多时,法网就要收紧,只需轻轻一举,便入网中,并没有固定不变的方法。

了解楷式 知道变通

中国文化中,法家主张法治,儒家主张礼治,道家根据老子道理,主张无为而治。这些主张,等于现在人的独裁或民主,以及各种自由思想,不过都还在变化之中。其实都有道理,也都没有道理,因为“此两者亦楷式”,都是一种格式,一种原则,所以聪明与愚笨也只是两头的一种格式。人有时候过度用聪明时会疲惫;最舒服的时候,反而是脑筋不思想的时候。有人好像一辈子头脑没有成熟,笨笨的,忽然一念灵光来了,他就无比的高兴。所以,这是两个极端,不要“执一”,执着一端就错误了。老子要我们懂得原则并不是呆板的,要活的运用,所以“常知楷式,是谓玄德”,这也就是道德的运用。等于医生的一把刀,看来似乎蛮残酷的,但是这一刀下去是救人的,所以同样的一把刀,可以救人也可以杀人。智愚之辨,也要从这个角度去看,才会了解其中的区别。这也就是要活的运用,所谓活的运用,等于医生治病一样,这个时代犯了什么病,就用适合时代的方法去治。 “玄德深矣,远矣,与物反矣”,在表面上看来,这与一般的常理、事理、人情相反。一个时代,当大家都在疯狂地追求某些东西时,比方说追求民主到了疯狂的程度,这时这个民主就变成问题了,可能变成历史、政治、社会上的癌症了。但是,在这个时候,如果一个领导政治的人不用民主的方式,结果会很严重。所以说,不可以违反时代的趋势,必须要有方法,才能把时代的病态修正过来;这中间的运用,就在于自己高度的智慧了。所以,下面的结论是讲这个道理,当善于运用智慧扭转时代的病态时,“与物反矣”,就同人情事理上看起来相反;因为是相反,“然后乃至大顺”,才能把过分的这一面拉回来走上正途。中国的政治哲学,始终重视医道,用医学的道理与政治艺术相提并论。《三国演义》这部小说中,诸葛亮在江东谈论政治时,就用医学的道理做比喻,所以后来宋朝的名儒大将范仲淹就有“不为良相,则为良医”的名言。一个青年立志,就要成为救国家救时代,挽回历史命运的领袖人物,不然就要做一个真正好的医生。这两个目的都是在救人,这就是“不为良相,则为良医”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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