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爱是成熟的生产性性格的能力，那么，生活在任何既定文化中的个人所具有的爱的能力，就取决于该文化施加在一般人性格上的影响。如果我们讨论的是当代西方文化中的爱，那么，我们就要发问：西方文明的社会结构和从这种社会结构中产生的精神，是否有助于爱的发展。实际上，提出这个问题便是要作出否定的回答。任何客观地观察西方生活的人都不会怀疑，爱──无论胞爱，母爱，还是性爱──在西方生活中，相对来说只是罕有的现象了。代之以爱的是各种形式的虚假之爱，事实上，这些虚假之爱正是爱在衰变时的种种形态。
资本主义社会一方面建立在政治自由的原则上，另一方面建立在以市场作为全部经济，进而作为社会关系立规者的原则上。商品市场决定了商品交换的条件，劳动力市场控制着劳动力的买卖。可用之物和可用之人的能力和技术都在毫不运用武力和欺骗的商品市场上，转化成可供交换的商品。如果市场上不需要鞋子的话（尽管它有用，而且也许是需要的），那么鞋子就是没有经济价值（交换价值）的；如果在现存的市场条件下，对劳动力没有需求的话，那么劳动者的能力和技术也就毫无交换价值。资本所有者可以买到劳动力，并且命令他为有利可图的资本投资而工作。劳动力所有者必须按照市场条件将劳动力出卖给资本家，否则他就会捱饿。这种经济结构在价值的等级制中得到反映。资本命令着劳动力；积累的财富尽管是死的，但是，它们比劳动力、比人的能力、比生命更值钱。尘埃落定小说
自资本主义产生以来就是这种基本结构。尽管这种结构仍然是现代资本主义的特征，但是一些因素已发生了变化，使当代资本主义有了特殊的性质，并对现代人的性格结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我们目睹了资本主义发展的结果──不断增涨的资本集中过程。大企业的规模不断扩大，较小的企业被排挤。投资于企业的资本所有权与对这些企业的管理职能越来越分离。成千上万的股东“拥有”企业，但是并不占有企业，只有得到很高报酬的管理官僚在管理着企业。这种官僚对企业的发展和他们自己的权力比对获取最大利润更有兴趣。资本的不断集中和一个握有权力的管理官僚的出现与劳工运动的发展是平行的。通过劳动者工会，工人个人不必在劳动力市场上为自己讨价还价；他融合在一个大的劳动者组织里，并为一个代表他与工业巨头相对立的有权力的官僚组织所引导。好也罢，坏也罢，无论在资本领域还是在劳动力领域，主动权已由个人转至官僚机构手中。越来越多的人失去独立性，依附于大经济帝国的管理者们。
另一个产生于资本集中并且也是现代资本主义特征的决定性因素是组织劳动的特殊方式。高度集中、高度分工的企业，产生了一种相应的组织劳动的方法，在这种方法下，个人失去了其个性，他成为机器的一个可磨损的齿轮。现代资本主义中人的问题可以这样表述：
现代资本主义需要大量安稳合作的人，这些人期望越来越多地消费，而他们的口味则被标准化，并且很容易受影响，很容易被预测到。现代资本主义需要人感到自由和独立，感到不附属于任何权威、原则或良心──但是却愿意被命令，愿意从事期望他们所做的工作，愿意与社会机器毫无摩擦；这些人不用武力就能指挥，不用领导就能指导，不用目的就能激励：他们只有一个目的：行善、奔忙、运转、前进。
结果是什么？现代人与他自己、与他的同伴异化了。（注：关于异化问题和现代社会对人的性格的影响问题的更详细论述，见Ｅ．弗洛姆的《健全的社会》一书，伦敦版）他被转化为一种商品；在现存的市场条件下，他对自己生命力的体验成为一种必须带来最大可得利润的投资。人的关系本质上是异化的机械人之间的关系，人人都把自己的安全基于与群体的密切联系上，没有思想、情感或行动上的差异。虽然人人都尽量与其他人接近，但是他们仍然是完全孤独的，他们充满深深的不安全、焦虑及负罪的感觉，只要不能克服分离，其结果就总是如此。我们的文明提供了许多掩饰的方法，帮助人们有意识地不注意这种孤独：首先，官僚化的严格程序，机械的工作能帮助人们忘记自己最基本的人的欲望，忘记自己对超脱和融合的渴求。由于单凭例行公事并不能做到这一点，因此人们便依靠常规娱乐克服其无意识绝望，被动地消费由娱乐业提供的声响和视像；进而，购买新东西，随即再更新它们也成了人们的一种满足方式。现代人实际上很接近赫胥黎在《华丽的新世界》一书中所形容的情景：美味的食品、漂亮地衣着、感觉的满足，然而却没有自我，除了和他的同胞有浮于表面的联系外，没有任何朋友，在那些赫胥黎曾经非常简洁地表述过的口号左右下行动着，“一旦个人只是运用感觉，整个社会就会晃荡”；或者“今天能开心，就别等到明天”；或者，如同最出色的陈述所言“今天，人人都快活。”今天，人的幸福在于“开心”。开心则在于消费和“吃下”商品时的满足：视像、食物、饮料、香烟、人、演讲、图书运动──这一切都被消费了，囫囵吞下了。世界是满足我们食欲的巨大对象，是一只大苹果、一只大瓶子、一只大乳房；我们是吸吮者，永恒的期望者──也是永恒的失望者。我们的性格适合于交换和获取，适合于物物交换和消费；每一样东西──精神的以及物质的，都成为交换和消费的对象。
爱的情形只能与现代人的社会特征相符合，因为这是必然的。机械般动作的人是不能爱的；他们只能交换他们的“人格部件”，只能希望得到公平的交易。最意味深长的爱的表达方式之一，特别是带有这种异化结构的婚姻形式，就是“组”的概念。在任何一篇关于幸福婚姻的文章里──不管这类文章有多少，所描述的理想婚姻都是那种顺利地发挥功能的一组人。这种情形和那种顺利地发挥职能的受雇者的观念相去不远；他应该是“适度独立的”、配合默契的、宽容大度的、同时又是雄心勃勃的、锋芒毕露的。这样，婚姻律师告诉我们，丈夫应该“理解”妻子，并帮助妻子；他应赞不绝口地评论妻子的新衣服和可口佳肴。反过来，当丈夫疲惫不堪、满腹牢骚地回到家中，妻子也应该理解他；当他讨论工作上的麻烦时，妻子应该聚精会神地倾听；当他忘记了妻子的生日时，妻子不该生气，而应理解。总之，这种关系充其量只是这样两个人之间表面上很融洽的关系，他们一生都是陌生人，从未达到一种“中心关系”，但是，两人彬彬有礼地彼此相待，都努力使对方感到更好一些。
这种爱和婚姻的概念，主要强调在另一个人身上找到庇护所，以躲避不可忍受的孤独感。在“爱”里，一个人终于找到了一个躲避孤独的场所。建立起一个二人同盟以反对世界，并且，这种二人为我主义被误认为是爱的亲密。
强调组的精神、彼此容忍等等，相对来说只是近年来发展的结果。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年代中，流行的则是这样一种爱的概念：彼此间的性满足是满意的爱情关系之基础，特别是幸福婚姻的基础。人们认为，婚姻不幸福的原因常常是婚姻的配偶们没有进行正确的“性调整”；而后一种错误的原因则是对“正确的”性行为缺乏知识，从而配偶双方或一方采用了错误的性技术。为了“治愈”这种错误，并且帮助不能互爱的不幸夫妇，许多书籍对正确的性行为做出了指导和忠告，或隐或现地允诺，幸福和爱随之而来。这里，潜在的思想是，爱是性愉快的产儿，而且，如果双方学会怎样互相做到性满足，他们就会彼此相爱。这种观点很符合当时一般人的幻想，即大家普遍认为，正确地使用技术，不仅可以解决工业生产上的技术问题，而且也可以解决人类的所有问题。人们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真实的情况和这种假设正好相反。
爱不是充分性满足的结果，但是，性愉快、甚至所谓性技术的知识，反倒是爱的结果。如果撇开日常的观察，这个命题仍需要证明，而这种证据能在众多的心理分析资料中找到。最常见的性问题的研究──女子的性冷淡，以及男子或多或少的心理无知形式──表明，这些问题的原因不在于缺少正确技术的知识，而在于抑制使之不可能爱。恐惧或仇视异性是这些困难的基础，这些困难则阻止一个人把自己完全给予另一个人，阻止负责人的行为，阻止在即刻而又直接的肉体接触时信任性配偶。如果一个性抑制者能够从恐惧或仇视中解脱出来从而达到爱的状态，那么，他或她的性问题就得到了解决。如果不是这样，关于性技术的知识再多也无济于事。
然而，尽管心里分析疗法的结果表明，那种知道正确的性技巧就会带来幸福和爱的观点是错误的，但是，作为这种观点之基础的假定──爱是相互间性满足的结果──却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弗洛伊德理论的影响。对于弗洛伊德，爱基本上是一种性现象。“人通过经验发现，性（生殖器）爱给予他最大的满足，以至于性爱实际上成为他全部幸福的标准，所以他不得不沿着性关系的道路寻求他的幸福，使得性（生殖器）爱成为他生命的中心点。”（注：Ｓ．弗洛伊德：《文明及其不满足》，Ｊ．瑞伏德英译本，第69页，伦敦，一九五三年版）对于弗洛伊德，胞爱的体验是性欲的结果，且只是性本能转变成一种有著「抑制目的”的冲动。“带有抑制目的的爱，起初确实是感官的爱，现在，在人的无意识中也仍是这样。”（注：Ｓ．弗洛伊德：《文明及其不满足》，Ｊ．瑞伏德英译本，第69页，伦敦，一九五三年版）至于融合的感觉，合一的感觉（“海洋般的感觉”）──这种感觉是神秘主义体验的本质，是最强烈的与他人融合感的根基──弗洛伊德把它解释为“是一种病态的现象，是向早期‘无限制自恋’的退化”。（注：Ｓ．弗洛伊德：《文明及其不满足》，Ｊ．瑞伏德英译本，第21页，伦敦，一九五三年版）
弗洛伊德进一步指出，爱就其自身，是一种非理性的现象。在他看来，根本不存在什么非理性的爱与作为成熟人格的表现的爱之间的区别。在一篇论“转移的爱”的文章（注：《弗洛伊德全集》第十卷，伦敦版）中，弗洛伊德指出，转移的爱与爱的“正常”现象，本质上并没有什么区别。堕入情网常常接近于变态，总是伴随有盲目地对待现实的冲动性，并且是一种儿童时期爱的对象的转移。对弗洛伊德来说，作为理性现象的爱，作为成熟的最高实现的爱，这并不是研究的课题，因为它根本就不存在。
然而，把“爱是性吸引的结果，或者干脆说，爱就是性满足，只不过爱是意识感觉中的反应”这样一个概念完全归咎于弗洛伊德的影响，是错误的。实际上，这种因果链来自其它方面。弗洛伊德的思想部分地受十九世纪精神的影响；并且部分地藉助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所盛行的时代精神而普及起来。在影响弗洛伊德的概念和大众的诸因素中，首先是对维多利亚时代严格的道德规范的反动。决定弗洛伊德理论的第二个因素在于当时流行的人的概念，这种概念建立在资本主义的结构基础上。为了证明资本主义符合人的本性需要，必须说明人在本性上是竞争的、彼此敌对的。经济学家以对经济利益的无可满足的欲望“证明”之；达尔文主义者以适者生存的生物学规律“证明”之；而弗洛伊德则通过这一假定──男子为一种对全体女子性征服的无止境欲求所驱使，只是由于社会的压力才阻止他如此行动──得出了同样的结论。所以，人必然是相互嫉妒的，只要所有产生这种情况的社会和经济原因不消失，这种彼此间的嫉妒和竞争就会继续下去。（注：依赛．德．福赖：《爱的影响力》，伦敦，一九五四年版）
对弗洛伊德的思想有过较大影响的最后一个因素是流行于十九世纪的唯物主义。人们认为，所有精神现象的基础，都可在心理现象中找到；因此，弗洛伊德把爱、恨、野心、嫉妒等统统解释成性本能的种种结果。他没有看到，基本实在在于人类存在的整体性。首先，在于人的普遍情境；其次，在于为特殊的社会结构所决定的生活实践（马克思在其“历史唯物主义”中迈出了超越这类唯物主义的关键性一步。按照历史唯物主义，肉体或本能，诸如对食物及财产的需求等等，皆不能用以理解人，只有人的整个生活过程，他的“生活实践”，才是理解人的钥匙）。根据弗洛伊德的观点，对本能欲望完全的无限制的满足会创造出精神的健康和幸福。但是，临床事实明显地表明，把一生都献给了无节制的性满足的男子和女子，并没有得到幸福，却常常遭受到神经冲突或病症的痛苦。所有本能需要的完全满足，不仅不是幸福的基础，而且甚至不能担保人的神智正常。然而，弗洛伊德的思想只能流行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年代，因为当代的资本主义精神已发生了改变：从过去强调节俭到现在强调挥霍，从过去把自我节欲作为经济成功的手段，到现在把消费当作市场扩大的基础，当作焦虑不安、自动化了的个人的主要满足手段。“不要推延任何欲望的满足”，不仅成为所有物质消费领域的主要倾向，而且也成为性领域的主要倾向。瞻对小说
把符合本世纪初资本主义精神的弗洛伊德的概念和当代最杰出的心理学家之一，已故的Ｈ．Ｓ．沙利文的理论概念作一番比较，是饶有趣味的。我们发现，与弗洛伊德的体系相对立，在沙利文的心理分析体系中，性和爱之间是有严格的区分的。
那么，按照沙利文的概念，爱和亲密的含义又是什么呢？“亲密是这样一种涉及两个人的情形：它允许个人价值的全部成分都生效。个人价值的生效需要一种我称之为合作的关系；所谓合作，就是指在追求越来越多的同一性──也就是说越来越多地相互满足的方式──过程中，一方明显地按照另一方表述出来的需求调整自己的行为，同时保持相应增长的安全实施。”（注：Ｈ．Ｓ．沙利文：《心理分析的人际理论》，Ｗ．Ｗ．诺敦出版公司，纽约，一九五三年版，第246页。必须注意，尽管沙利文是在谈到前青春发动期骚动时给出的这一界说，但是他认为这种骚动是前青春发动期产生的集合性趋向，“当然这些骚动完全发展后，我们便称之为爱”。他还说，前青春发动期的这种爱“代表着某种成熟的、心理分析上界定为爱的起始”。）如果不用沙利文这种多少过于复杂的句式表述这一概念，我们就会看到，爱的本质在于一种合作的情境；处于这种情境中的两个人感到：“我们按照规则做游戏，以保证我们的声望和优越感。”（注：H．S．沙利文：《心理分析的人际理论》，Ｗ．Ｗ．诺敦出版公司，纽约，一九五三年版，第246页。沙利文给出的另一个爱的界说，──爱开始于一方感到另一方的需求和自己的需求同等重要──这比上述界说少带一些市场原则的色彩。）
正像弗洛伊德的爱的概念是对十九世纪资本主义父权制下男子的体验所作的一种描述一样，沙利文的描述指的是二十世纪市场人格的异化体验。它描述了“二人为我主义”，描述了两个人把共同的利益放在一起，肩并肩地对抗敌对的、异化的世界。实际上，沙利文的亲密定义原则上对任何合作组的情感都是有效的，这个合作组里的每个人都“在寻求共同的目标中，根据另一个人所表达的需要调整自己的行为。”（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沙利文谈到表达的需要，那么，人们至少可以说，爱是对两个人之间所表达的需要的反应。）
爱作为彼此间的性满足，爱作为“互相配合”和逃避孤独的方法，是当代西方社会中爱的解体的两种“正常”形式，是由社会规定其模式的病态的爱。病态的爱还有许多具体形式，它导致有意识的痛苦，并被心理分析学家以及日益增多的普通人当作神经病态。在下面的例子中，我们将简略地叙述一些较为常见的形式。
神经性病态爱的基本条件在于这样一个事实，即“恋爱者”一方或双方仍然依恋双亲的形象，并把曾对父亲或母亲所具有的感情、期望和畏惧在成年后转移给所爱的人；这样的人从未摆脱那种婴儿期依附性模式，并且在成年后的实际需求中寻找这种模式。在这类例子中，这些人在情感上仍然只是一个两岁、五岁、或十二岁的孩子，而在智力和社会上则处于实际年龄的水平。在较为严重的情况下，这种情感上的不成熟引起其社会作用的紊乱；如果情况不这么严重的话，冲突则限制在密切的私人关系的范围内。
下面的例子涉及到我们前面关于以母亲或父亲为中心的人格的讨论，这种类型的精神病态的爱在今天是常见的，患有这种病的男人在他们的情感发展中，仍然坚持对母亲的一种婴儿式依附。这些人仍然感到自己像孩子；他们期望母亲的保护、爱、温暖、照顾和赞慕；他们期望母亲的无条件的爱。这种爱的给予，除了他们需要它以外，没有其它的理由，因为他们是母亲的孩子，他们是无依无靠的。如果这些人试图引诱女子爱他们，甚至他们的企图得逞后，他们常常是充满柔情和迷人的。但是，他们与女子的关系（事实上，也是与其他所有人的关系）仍然是表面的，不负责任的。他们的目的是被爱，而不是去爱。这类男子通常有很强的虚荣心，或多或少掩饰起来的自高自大的思想。如果他们找到合适的女子，那么，他们便感到安全、飘飘然而不可一世，也能施展大量的柔情和魅力，这就是这些男子为什么常常如此富有欺骗性的原因。但是不久，当这个女子不再满足他们虚幻的期望时，冲突和不满便开始发生了。如果这个女子并不总是常常钦佩他，如果她声称要过自己的生活，如果她希望自己被爱和受到保护，在极端情况下，如果她不愿意宽恕他与其他女子的爱的关系（或者甚至不愿有羡慕她们的兴趣），这种男子便感到深受伤害和失望，通常，他们要推理一番，认为这个女子“不爱我了，她是自私的，或者是盛气凌人的”。这些男子通常把他们的柔情行为、取悦他人的愿望和真正的爱相混淆。这样，他们得出一个结论，他们受到很不公正的对待；他们把自己想像成伟大的爱情者，并且悲痛地抱怨，他们的配偶忘恩负义。
以母亲为中心的人，很少有不发生严重紊乱而起正常作用的。事实上，如果他的母亲以过份保护的方式“爱”他（也许是盛气凌人的，但毫无危害），如果他找到一个与母亲相同类型的妻子，如果他的特殊天资和才能允许他施展魅力和令人羡慕时（如同某些成功的政治家那样），那么，他在社会中就是“调整得很好的”了，但决不是达到了更高的成熟水平。然而，在不是这么有利的条件下（自然，这种情况是更常见的），即使不是他的社会生活，至少也是他的爱情生活将使他感到非常失望；当这种人孑然一身时，冲突、常常是非常强烈的焦虑和意志消沉便接踵而来了。
把感情固恋在母亲身上的一种更严重的变态形式是更深、更缺少理智的。形象地说，这种程度上的人，既不是要回到母亲的保护怀抱里，也不是要回到她滋养人的乳房前，而是要回到那接受一切，也毁灭一切的子宫内。如果心智健全的本质是人离开母体来到世界的话，那么，严重的精神疾病的本性就是为母体所吸引，丢弃现实而回到母体中。这种固恋常常出现在母体对自己孩子处于吞没─毁灭的关系之时。她们有时以爱的名义，有时以义务的名义，希望把孩子，包括青少年甚至成年男子都留在自己身边。孩子不通过母亲就不能呼吸；除了表面的性爱──对所有其他女子的侮辱之外，他不能爱；除了是一个永久的罪人或残疾人之外，他不能自由和独立。
母亲的破坏性、吞没性方面，是母亲形象的消极方面。母亲能给予生命，也能夺走生命。她是一个拯救者，也是一个破坏者；她能创造爱的奇迹，然而没有任何人比她更能伤害人。在宗教偶像（如印度教女神凯利）和梦境象征中，经常能看到母亲的这两个对立方面。
另一种神经病态的形态，可在固恋父亲的病例中见到。
典型的例子是，一个男子，他的母亲冷漠而高傲，而他的父亲（部分地由于他的妻子很冷淡）则把全部柔情和兴趣集中在儿子身上。他是一个“好父亲”，但同时又是一个权威。当儿子的行为使他高兴时，他就夸奖他，送他礼物，流露出柔情；但只要儿子使他不高兴，他就离开他，或者责骂他。而在儿子这一方，由于父亲的柔情是他唯一的感情寄托，因此，便像个奴隶似地依恋父亲。他的主要生活目的是使父亲高兴，当他做到这一点时，他感到幸福、安全和满足。但是，当他犯了错误、失败或没有使父亲高兴时，他就感到泄气、没有爱、被抛弃了。长大以后，这样一个男子总是力图找到一个父亲人格，使自己以同样的方式与他相联系。他整个一生变成一连串沉浮上下，取决于是否能赢得父亲的夸奖。这样的男子在他们的社会生涯中，常常是非常成功的。他们尽职、可靠、热情──只要他们选择的父亲人格懂得怎样对待他们。但是，在和女子的关系上，他们始终保持高高在上、不可接近的态度。女子对于他们并不是中心；通常，他们对女子怀着一种蔑视的态度，常常以父亲对小女孩的关心作掩饰。最初，他们也许会用其男性特征给女子留下深刻印象，但是，当他们的妻子发现，自己注定要扮演一个二流角色──因为她们的丈夫时时刻刻都把自己的感情献给占主导地位的父亲人格──时，这些男子便变得越来越令人失望；也就是说，除非妻子也碰巧依恋其父亲，而乐于有一个喜怒无常的孩子般的丈夫外，这些男人只能越来越叫人伤心。
由另一种双亲间关系造成的爱情的神经紊乱的情况更加复杂。父母双方互不相爱，但又只限于吵吵架，表现出一些不满足的迹象。与此同时，疏远使他们与孩子的关系很不自然。一个小女孩往往体验一种“适宜的”气氛，但是从不允许她与父亲或母亲亲密地接近，因此，留给这女孩的只是迷惑和畏惧。她从来不敢肯定父母亲在想什么；家中总有一种不为人知、神秘莫测的气氛。结果，女孩缩回到她自己的世界，始终和他人保持疏远的关系，在日后她的爱情关系上，也保持同样的态度。正念的奇迹
此外，这种返回自我世界的态度还导致了强烈焦虑的发展，一种在世上没有坚实基础的感觉，它常常引起以受虐作为体验强烈兴奋的仅有途径的癖好。通常，这样的女子宁可丈夫发脾气和大声喊叫，也不愿他保持一种更正常的明智的态度，因为，这至少会使她们去掉紧张和畏惧的重负；她们经常无意识地挑起这类行为，以便结束感情上精神病态的痛苦不安。
下面，要叙述一下非理性爱的其它常见形式，但是，我们将不再深入分析构成其病因的儿童生长期的特殊因素。
那种常见的，并且经常被当作“伟大的爱”来体验的（电影和小说常常描绘这种爱）爱的虚假形式就是“偶像崇拜型爱。”如果一个人没有达到和自我同一的感觉水平──这种水平根源于他自己的生产能力的发展──他就趋向于把所爱者当作偶像加以崇拜。他和自己的能力相异化，并把它们外射到所爱者身上，把她作为至善和全部爱的承担者、全部阳光、全部的至福而加以崇拜。在这个过程中，他剥夺了自己的全部力量感，在所爱者身上失去而不是找到自我。由于从长远来看，通常没有人能实现她（或他）的偶像崇拜式的期望，因此，失望便必然出现了。作为一种补救，他寻求一个新的崇拜偶像，有时，这种寻求构成无止境地循环。这类偶像崇拜型爱的特征是，在其初期，爱的体验强烈而突然。这种偶像崇拜型的爱常常被形容为真正的、伟大的爱；尽管显露出爱之强烈、爱之深切，但是，它只体现了偶像崇拜者的饥饿和绝望。勿用多说，两个人常常在彼此的崇拜中发现对方，有时在某些极端的情况下，表现了一种感应性神经病的情境。
另一种爱的虚假形式也许可称作“感伤型爱”。它的本质在于这样一个事实，即爱只在幻想中得到体验，而不是在此时此地与另一个活生生的人的关系中得到体验。这类爱的最广泛形式是消费者在其手中的连环画、杂志的爱情故事及爱情歌曲里体验爱的替代性满足。所有未能得到满足的爱、融合和亲近的欲求，都在这些产品的消费中得到了满足。一对不能逾越分离之墙的夫妻，当他们双双沉浸在银幕上幸福或痛苦的爱情故事中时，都会感动得掉下眼泪。对于许多这样的夫妻来说，在银幕上看到这些故事，是他们体验爱的仅有机会，当然这种体验不是他们彼此间的，而是共同作为他人的“爱”的旁观者而体验的。只要爱还是一种白日梦，他们就能体验到；只要爱一落入两个现实人之间的真实关系中，他们的感情就僵死了。
感伤型爱的另一个方面是爱在时间上的抽象化。一对夫妻也许由于回忆起他们过去的爱情而深深感动，虽然在当时并没有体验过爱──或者是由对未来的爱的憧憬而感动。多少对订婚或新婚夫妇在梦想着未来的爱的天堂，而在他们生活的现在却已开始互相厌倦！这种倾向与现代人所特有的一般态度相吻合──他生活在过去或未来，而不是生活在现在。他感伤地回忆起他的童年和母亲，或者幸福地规化着未来。无论爱是通过分享其他人的虚构体验而得以体验，还是把它从现在移入到过去或将来，爱的这种抽象和异化形式都起着缓和现实痛苦、缓和个人孤独感和分离感的麻醉剂的作用。
神经性病态爱的另一种形式是使用“外射手段”以躲避自身的问题，代之以关心“所爱”者的缺陷和软弱之处。在这方面，个人的举止和集团、民族或宗教的行为是非常相似的。他们一点都不放过其他人身上哪怕是非常细小的缺点或不足，然而对自己身上的缺点或不足却视而不见，好像他们自己是那么完善、无懈可击。因此，他们总是忙于试图指责或改造其他人。如果两个人都这么做──情况经常是这样──那么爱的关系就转变成一种彼此间外射的关系。如果我自己盛气凌人、优柔寡断或贪得无厌，那么，我就指责我的配偶是这样，并且按照我的性格特点，要么想治愈她，要么想惩罚她。对方也同样这么做。于是，双方都忽视了自己的问题，而未能采取任何有助于自己发展的步骤。
外射的另一种形式是把自己的问题外射到孩子身上。首先，这种外射常常发生在对孩子的希望中。在这种情况下，对孩子的希望主要地是由把自己存在的问题外射到孩子身上这样一种方式决定的。当一个人感到自己不成器的时候，他就试图使孩子成大气候。但是，这个人必然在自己身上和孩子身上都遭到失败。前者是因为存在的问题只能由每一个人自己而不是由代理人加以解决，后者是因为他缺少引导孩子自己去寻求答案所必需的品质。当一个不幸的婚姻面临解体时，孩子也会充当外射的目标。在这样一种情况下，父母之间陈腐的论据是，他们不能分离，以免剥夺一个融和的家庭给孩子所带来的幸福。然而，任何深入的研究都表明，对孩子来说，这样一个“融合家庭”的紧张和不愉快的气氛，比公开的决裂更有害，因为后者至少教育孩子，人能够靠勇敢的决断结束一种不可容忍的生活状况。
在这里，必须指出另一个常见的错误，即爱必然意味着无冲突的幻想。正如人们习惯地认为，痛苦和悲伤在任何环境下，都是应该避免的，他们相信，爱意味着没有任何冲突。而且，他们满有理由地以这样一个事实作为根据：他们周围的争斗似乎只是对牵涉进去的任何人都毫无益处的破坏性的轮流更迭。但是，真正的原因则在于大多数人的“冲突”，实际上是企图躲避真正的冲突。这些“冲突”只是关于一些细小的或表面问题的不一致情况，而这些问题就其本质而言，是不易澄清或解决的。两个人之间的真正冲突不是破坏性的，真正的冲突不用掩盖或外射，而是在内心世界的深层上得以体验。它们使人头脑清醒，它们产生净化，通过这种净化，两个人都变得更有知识，更有力量。这使得我们有必要重申上面已说过的一些要点。
只有当两个人都在其存在的中心互相交流，双方中的每一个人都从其存在的中心体验自己时，爱才是可能的。只有在这个“中心的体验”中才有人的实在，才有生命，才有爱的基础。这样体验的爱是一种不断的挑战；它不是一块歇息的地方，而是一种运动、成长、工作的共同体；不管是和谐还是冲突、是享乐还是悲伤，对于这样一种基本事实──两个人从他们存在的本质中体验他们自己，他们与自我溶为一体，并由此互相同一，而不是逃离自我──也是第二位的。爱的存在只有一种证明：这种关系的深度，双方各自的生命力和力量，我们藉此才可以辨别出是否爱着。
正像机械式的人不能彼此相爱一样，他们也不能爱上帝，爱上帝的解体和爱人类的解体都达到了同样的程度。这个事实与所谓我们正目睹宗教在这个时代中复兴的观点，显然是矛盾的。没有什么能比这更加远离真实情况了。我们目睹的（尽管有例外）是偶像崇拜式上帝概念的复归，是把对上帝的爱转变为一种适合异化性格结构的关系。偶像崇拜式上帝概念的复归，是很容易看到的。人们焦虑不安，由于没有原则或信念，他们发现自己除了向前走以外别无目标；因此，他们仍然是孩子，他们希望父亲或母亲在需要的时候来帮助他们。
的确，在宗教文化中，如同中世纪文化那样，一般人都把上帝看作有求必应的父母。但同时，他也很严肃地看待上帝，认为他生命的最高目的是根据上帝的原则而生活，把“得救”作为最高的关注，其它一切活动都是次要的。今天，再没有人做这样的努力了。日常生活与任何宗教价值都严格地区分开。日常生活完全用来努力追求物质享受、追求在人格市场上的胜利。现世努力的原则是公正持平和自我主义的原则（后者常常被贴上“个人主义”或“个人主动性”的标签）。具有真正宗教文化的人，也许可以和八岁的儿童相比较，他们需要父亲作为帮助者，然而，在他们的生活中，却开始采纳父亲的教诲和原则。当代人更像一个三岁的孩子，当他需要父亲时，他大声哭喊；而当他能玩耍时，他就很自信了。
一方面，我们只是像婴儿似地依赖一个人格化的上帝，而不是根据上帝的原则改变生活。这样一来，与其说我们接近中世纪的宗教文化，不如说我们更接近一个崇拜偶像的原始部落。另一方面，我们的宗教状况显示出一些特征，不仅新，而且也是当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所特有的。我可以再提一提在本书前面部分已做过的陈述。现代人把自己变成一种商品；他把其生命精力当作一笔将给他带来最大利润的投资来体验，按照人格市场考虑他的地位和身份。他与自己、与他的同胞及自然相异化。他的主要目标是与那些同样专注于公平而有利可图的交换的人有效地交换他的技术、知识，交换他自身和他的“人格部件”。除了人的生存，生命没有目的；除了公平的交换，生命没有原则；除了人的消费，生命没有满足。
在这样的环境下，上帝的概念能意味些什么呢？它已从原始的宗教含义转到了适应只讲成功的异化文化的含义，在最近的宗教复新中，对上帝的信仰已转变成一种心理方法，以使人更加适应竞争的奋斗。
宗教与自我暗示及精神疗法结成了同盟，帮助人们从事商业活动。在二十年代，人们尚未呼唤上帝以“改进人的特性”。一九三八年的畅销书──带勃．卡纳吉著《怎样赢得朋友和影响他人》，仍然停留在严格的世俗水平上。卡纳吉一书在当时的作用正如今天最大的畅销书──Ｎ．Ｖ．皮尔牧师所著《肯定思维的力量》一书所起的作用一样。在这本宗教著作中，甚至没有问一问，对成功的绝对关注本质上是否和一神教的精神相一致。相反，这一最高的目的从来都是不可置疑的，而对上帝的信仰和祈祷则被推崇为提高人的能力以获得成功的方法。正像当代的心理分析医疗家推崇雇员的幸福，以便更多地引起消费者的注意那样，一些牧师推崇对上帝的爱，以使人获得更大的成功。“让上帝成为你的伙伴”，与其说意味着人在爱、正义及真理中和上帝成为一体，不如说意味着使上帝成为买卖上的伙伴。正像胞爱为不偏不倚的公平所取代那样，上帝已经转变成遥控指挥的宇宙公司董事长；你知道他在那里，他管理着一切事情（虽然没有他可能也行），你却从来没有见过他。但当你正在“做你的事”的时候，你要感激他的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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