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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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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云,除陈寅恪外,吴宓还向曹云祥荐介了柳诒徵、张尔田两位前辈和汤用彤、楼光来几位哈佛同学,皆学界一时之名流,不过作为研究院主任的吴宓,并无人事决定权。陈寅恪之来校,都令吴感“费尽气力”与“难哉!”而介荐的另外几人就更难上加难了,其结果是皆成梦中之花。当陈寅恪到校时,吴已辞去研究院主任职,改任新制大学部外文系教授。

  [41]赵杨步伟《四年的清华园》,载台北《传记文学》,第7卷第4期,1965年10月。

  赵元任(1892—1982),字宣重,江苏常州人。清著名学者赵翼(号瓯北,有《廿二史札记》、《陔余丛考》等著作)是其六世祖。宣统二年(1910年)十八岁时考中游美学务处第二批庚子赔款留学生,该批留学生在全国400多名投考者中录取70名。从当年金榜题名、后来成为著名气象科学家竺可桢保留的一份原始发榜名单看,江苏震泽县的杨锡仁排名第一,赵元任名列第二。全体留学生中,后来在社会上名气较大的有:张彭春,排名第十;沈祖伟,第十三;竺可桢,第二十八;胡宪生,第四十三;胡适,第五十五;胡达,第五十七;周仁,第六十七。处于古代科举考生“孙山”地位的最末一名是浙江平湖的张宝华。至于谁是“名落孙山”者,已不可考。

  又,杨步伟文中所说的张彭春(字仲述),乃著名的南开大学校长、教育家张伯苓之弟。1910年,张彭春与赵元任同期以第十名的成绩考取庚款二期生放洋留美,在克拉克大学获文学学士学位后转入哥伦比亚大学就读,研究文学、欧美现代戏剧。1915年获哥伦比亚大学文学硕士及教育学硕士学位,为杜威的得意门生,此后在美国任中国留美学生联合会指导。1916年归国,任南开中学部主任,并兼南开新剧团副团长,开始了他在天津的话剧创作活动。周恩来、万家宝(曹禺)等均为南开新剧团张彭春的学生。同年10月,南开新剧团公演了张彭春在美国创作的《醒》。1919年张彭春再度赴美国攻读哲学,1922年获哲学博士学位离美,赴英、法、德、丹麦等国考察。1923年任清华大学教授兼教务长。1926年因与校长曹云祥、吴宓等派系矛盾致发展到相互倾轧,你死我活之不能容忍地步,被迫辞职回天津任南开中学和南开女中代理校长,兼南开大学教授,协助其兄发展南开教育事业,抗战爆发后从事外交活动。

  [42]载:李济《我在美国的大学生活》,载台北《传纪文学》1962年,第1卷第5、6期。

  [43、44]《李济与清华》,李光谟编,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年出版。

  [45]李济《我与中国考古工作》,台北《新时代》,创刊号,1961年。

  [46]《王国维遗书》(5),载《静安文集续编》,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出版。

  [47]关于李济没有成为“五大”的原因,据1926年考入清华研究院的第二届研究生戴家祥说,李济当时正和美国弗利尔艺术馆合作组织考古发掘事宜,在时间分配上,考古发掘占相当比重,因而大部分薪水由美方拨发,每月300元,清华每月发100元,二者合在一起,正好和梁、王、陈、赵“四大”的教授薪水持平。(参见戴家祥《致李光谟》,载《李济与清华》,李光谟编,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年出版)另据戴家祥信中云:当时的清华研究院有王、梁、陈、赵等教授四人,各有工作室一间,助教一名。李济同样得到了一间工作室,一名助教的待遇,其助教是第一届毕业生王庸(字以中)。根据院方安排,研究生可以直接找导师谈话。因清华支付的100元并不是教授的薪水,故只能给个特别讲师的帽子戴在头上。想不到这“教授”与“讲师”两顶帽子的不同,造成了儒林士子多年的疑惑与不解。

  另一种说法是,当丁、梁二人向曹云祥推荐李济时,曹一开始欲聘李为研究院专职教授,与前四人所戴的帽子等同,搞出个“五大导师”,即当年西蜀霸主刘备手下“五虎上将”的阵营,并借助“五虎”的实力与名气,以威天下。但当研究院筹备处主任吴宓奉命与李济接洽后,发现情况并不如曹校长所想的那样简单,对田野工作特别倾心的李济,因此前与毕士博已经签约,不太愿意完全放弃在弗利尔艺术馆考古队的工作,但又不忍舍其回母校效劳的机会,对是否到清华做全职教授犹豫不决,他向吴宓提出的公开理由是,怕不能“常年住院,任教授与指导之事”。此两难情形由吴宓禀报曹云祥,经过曹、梁、吴、丁等人共同商谈,认为李济虽然年轻,但毕竟是中国第一位攻读人类学的“海龟”,其学术前景不可限量,决定采取让李济一担挑的方式两头兼顾,聘为特别讲师。丁文江更是不遗余力地对李劝说,认为清华研究院的工作性质与南开毕竟不同,在南开是纯粹的教书,而在清华则以研究为主,所带学生不过几人而已,谓李“不要放弃作第一手科学研究的机会”云云。李济听了丁的劝导,遂欣然就聘。此情形在《清华周刊》第345期“新闻”栏曾有披露,文曰:“26日,李先生来校,与吴宓博士晤谈。闻校中拟请其任教授,惟恐有碍Bishop(毕士博)先生方面之考古事业,则李先生暂任讲师云云”。另吴宓在日记中也有如下记述:“下午二时,李济如约来,愿就聘。以特别讲师为宜。”据清华国学研究院院史研究专家孙敦恒称,如此聘法是按当时清华学校的有关规章制度办事的,如此聘任者并非李氏一人,稍后与李济一同去山西进行考古发掘的袁复礼,因先任职于地质调查所,来清华讲课,被聘为清华新制大学部地质学讲师。再后,著名学者梁漱溟、马衡被聘为清华国学研究院讲师,也是因为二人都是北大的在职教授。另一个更典型的例子是,赵元任此时已是正式入围“四大”的教授,但自1929年他去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担任研究员,并兼任语言组主任后,再来清华授课,其头上顶的也是中文系讲师衔的帽子。

  据清华档案馆所藏《研究院纪事》称,1927年6月,清华学校评议会在讨论李济函询其下年度待遇问题时,议决:“如毕士博方面仍续约,则本校继续聘李济为研究院讲师;如毕士博方面不续约,则本校聘李济为大学部教授。结果毕士博继续聘李济与之一同进行考古发掘,李济下年度仍任研究院讲师。”

  关于这段公案,李济之子、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李光谟后来有一补充推断:“可能李济教的是人类学、考古学,不被人们视为‘国学’,登不上大雅之堂;再则——这一点或许最关紧要,李济受聘入国学院时,年龄尚不足二十九岁,太不够‘大师’的身价了。当时的助教和第一、二两届研究生里,比李济年长好几岁的也不乏其人。尽管如此,他确是货真价实的导师,也是第一位以特约讲师身份任研究生导师的,这是有官方文件为证的。对此,季羡林教授在1992年主持纪念赵元任先生百岁诞辰的座谈会的发言中明确提到,“成立时的导师应是五位,其中李济之先生当时的职称是讲师,但他属于五位导师之一。”李光谟在分析了几乎与孙敦恒所述清华的聘任制度之后,又说“看来,清华国学研究院终其‘一生’(四年之久),也仅仅在第一批导师中有四位是教授衔的,称他们为‘四大’,也的确是实至名归。”(李光谟《“好像刚出笼的包子”——记李济二进清华园》,载《永远的清华园——清华子弟眼中的父辈》,北京出版社2000年出版)。

  或许,这便是李济没有被后世誉为“五大”之一,而只称“五位”之一的缘由和内情吧。当然,那时的李济并不知道日后会为“几大”问题产生如此繁乱的纠葛与争论,他只是带着自己的兴趣与志向满怀激情地走进了清华园。

  [48]袁复礼(1893—1987),字希渊,河北徐水人。1915年清华学校毕业后赴美留学,先后在伯朗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学习教育学、生物学、考古学和地质学,1920年获硕士学位。1921年10月回国后,入北京地质调查所工作。在此期间,随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参加了河南“仰韶文化”的考古发掘。1923年5月至1924年8月,在甘肃作地质调查,对中国石炭纪地层划分和古地理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1926年,与李济赴山西省西阴村遗址发掘。1927-1932年,袁作为成员之一参加了由中、瑞双方合作组成的“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到西北考察,并任中方代理团长3年(瑞典方面团长是斯文赫定)。在长达5年的蒙新地质考察中,全靠骑马、步行,克服了难以想象的困难。1928年在新疆吉木萨尔县三台大龙口首次发现了水龙兽、二齿兽和袁氏阔口龙等三叠纪爬行动物化石,受到国际学术界高度称赞,为此获得了瑞典皇家科学院颁发的“北极星勋章”。1932年,参加创办了清华大学地质系,担任教授和系主任。1937年后,在西南联大地质地理气象系任教授。1952年院系调整后,任北京地质学院教授,为中国地貌和第四季地质学的创始人。

  [49]就山西省夏县西阴村发掘事宜,毕士博代表弗利尔艺术馆,曹云祥代表清华学校共同商订如下协议:

  (一)考古团由清华研究院组织;

  (二)考古团的经费大部分由弗利尔艺术馆承担;

  (三)报告用中文英文两份:英文归弗利尔艺术馆出版,中文归清华研究院出版;

  (四)所得古物归中国各处地方博物馆,或暂存清华学校研究院,俟中国国立博物馆成立后永久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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