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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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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释文》由董作宾的助手胡福林(厚宣)负责撰写,但胡氏在昆明龙头村时期不辞而别,转而跟随顾颉刚、钱穆等在成都齐鲁大学另起炉灶,搞甲骨文研究,并招兵买马,开山扎寨,公然与史语所抗衡。此举在给董作宾造成心灵创痛的同时,也给他的研究工作造成了很大被动,胡福林在昆明负责的《释文》工作随之流产。

  当史语所迁到李庄后,董作宾曾设想找一个懂甲骨文的人重新撰写《释文》。1941年10月16日,李济赴重庆公干,梁思永在致李济的信中提到“彦堂兄请兄觅聘一顶替胡厚宣的人物,嘱弟转告”[2]即指此事。当时,学界中人特别是青年学子大多已无心搞学术研究,纷纷思走,想方设法到条件好的城市和利禄厚实的机关做事谋生,根本无法找到适当的人来这偏僻贫穷的李庄,研究在许多人看来百无一用的乌龟壳。无奈之下,董作宾只好请李庄士绅张官周荐介,把正在李庄宪群中学(南按:由张官周母亲王宪群以养老田的收入出资创建,故命名为宪群中学)读书的本地青年学生刘渊临找来培养实习,以使其有能力完成此项工作。屈万里的适时到来,正好可接替胡福林的职位,与刘渊临一道协助董作宾完成未竟之业。尽管如此,由于胡厚宣中途撂了挑子,屈万里接手后用了很大力气才理出了头绪。当1948年《甲编》由商务印书馆在上海出版时,屈万里的《释文》却迟迟赶不出来,直到1961年6月才得已出版——这时的出版地点已不是大陆而是台湾了。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大陆学者所能够看到的,就是一部由乌龟壳墨拓成形、未经考释和注文的黑糊糊的《甲编》——这是胡福林的不幸,更是中国甲骨学界乃至整个社会科学事业的不幸。

  与董作宾同在李庄板栗坳的研究员、著名汉简研究专家劳榦曾说过:“彦堂先生在幼年曾一度学刻字,因此对篆文早就很熟悉,这对于学甲骨文是很有帮助的。彦堂先生曾经告诉我,他鉴定甲骨真伪的一种方法,是从原来刻时的刀法看,而这种心得,就是从刻字的刀法中悟到的。”[3]当时与劳榦同在李庄的北大文科研究所研究生任继愈,许多年后以北京图书馆馆长兼著名学者的身份,谈到个人与社会潮流的关系时,曾列举董作宾的成才事例说:“一个学者的成功,个人努力固然非常重要,但是人在社会里,都是社会里的一个成员,不管你有天大的本事,你总是拗不过这个社会的大潮。只有在这个大潮里面,你个人的作用才有可能显现出来……再大的英雄也是这样。(如)搞甲骨文的像董作宾先生,我认识的,他原来在集市上摆小摊,卖那个毛巾呀、雪花膏呀、发卡子呀这类的东西。顾客有时候来,有时候不来,赶集嘛。他就拿着《汉书》在那里看,结果被一个专家看见了,就说你这个年轻人不要摆摊了,跟我念书去吧。后来他就成了个甲骨文专家。这也是个自学成才的(例子)了。”[4]

  任继愈此言,可能是在李庄时曾听董作宾亲自讲述所得,未免加入了一些传奇色彩。但董作宾事业得益于风云际会的大潮流、大趋势,加之自己敏锐的学术眼光和不懈奋斗而终于成其大器,则是合乎事实的。

  1895年出生于河南省南阳董阳门村的董作宾5岁时,甲骨文被当时的国子监祭酒王懿荣认出并开始探究——这是世人认识甲骨文之始。次年,董氏在家乡入私塾就读经史,后进当地学堂学习,与后来成为著名考古学家的郭宝钧同窗。因家境贫寒,自14岁始,董作宾帮助父亲“作手工业,印衣袖。腊月春联鬻之。为人刻印章,每字取铜元四枚”,[5]但仍未放弃学业。1912年,董氏于小学毕业后赴南阳一面经商,一面与他人共同设馆授徒。也就在这一年,著名甲骨学家罗振玉经过多次明查暗访,终于找到了甲骨文真正的出土地——安阳小屯村,并搜求甲骨1.2万片开始研究,同时根据甲骨卜辞考释出小屯村就是殷商时代的都城,这一划时代的发现,引起了中外学术界震动和关注。1918年,24岁的董作宾于南阳师范学校毕业,接着考入河南育才馆,师从古文字学家时经训学习商简,自此得知天下还有一种刻在乌龟壳上的古老文字——时距甲骨文发现已过去19年矣!这位名叫时经训的老先生,可能就是任继愈讲述的所谓发现董作宾的“专家”。但从董的经历看,跟随时老先生学习的收获并不太大。1923年董作宾考入北京大学国学门成为研究生,仍一直沿着方言研究的路子走下去,同样没有要成为一名甲骨学家的迹象。直到有一天夜里忽发奇想,灵感突现,才有了使他成为一代甲骨学大师的预兆。

  据董作宾北大同学、后押运古物赴台湾并出任台北“故宫博物院”副院长的庄尚严回忆:1925年夏天,庄与董作宾于北大国学门毕业后,分别留校任助教,实际上是研究人员。董当时致力于歌谣方言的研究,庄则在考古学上用力。在庄看来,董作宾应当上山唱歌,自己则当下田挖土。由于是暑假,天气闷热,二人便搬到校中一间空闲的大办公室打地铺住宿,以避酷暑。有一天晚上,董作宾忽然从地铺上坐起来,抹了一把脸上的汗水,郑重其事地说道:“老庄,你看咱们长此下去,如何是了?”

  庄尚严一听,不知对方发什么神经,漫然答道:“不如此下去,难道让我们去抢银行绑票,上山当土匪,杀人越货吗?”

  董作宾并不理会庄的黑色幽默,沉默了好长一段时间,有点激动和神秘地说:“我有一个主意,你如同意,咱们一同到我家乡安阳去发掘甲骨如何?你学的是考古,田野工作是你的强项。我是河南人,对地方关系可以搞得好。这是一条有广大发展的道路,比局促在这里有前途得多了!”

  董的一席话引起了庄的极大兴趣。此时罗振玉、王国维等人正由于甲骨文的研究成果名声大噪,备受世人瞩目。除罗、王之外,当时研究此学问者寥寥无几,而甲骨文很明显是一个尚未开辟的充满神秘诱惑的宝藏。庄尚严头脑一热,立即坐起来道:“你的想法很好,只是你我二人,一个搞歌谣,一个学考古,对研究甲骨文最重要的基本学识如小学训诂文字学都无根基,如何办得了?”

  董作宾听罢,不以为然地摇了摇头道:“若等你在课堂或书本中学好文字学,人家的甲骨文字典早就在书店里发卖了,哪还有咱们的机会?为今之计,只有占先,一面发掘,一面读书,一面研究。有了新材料,就有新问题,这个问题就逼着你非读金文、小学去细心细考,自然会有新局面、新结论。旧路已为人家占满,不另辟新天下,哪有咱们年轻人的出头之日?”

  庄尚严在回忆中说:“大约从这时起,他就打定了这个主意,不久我就听人家说他背起小包袱上安阳挖龙骨去了。我则为学校派往日本东京帝大从原田淑人先生研究考古,两个人就此各自东西了。”[6]

  庄氏所说的“不久”,其实是三年之后的事了,当时董对自己的学术前途尚茫然无知。任继愈的“社会大潮说”有一定道理,倘若没有当时社会大潮的推助,董作宾再精明老练,也不可能在这门学问事业中取得后来如日中天的大成就。事实是,1927年董作宾前往广州中山大学任副教授,结识了与他人生命运紧密相连的“了解现代考古学和科学技术的少有的几个天才之一傅斯年”。[7]1928年秋天,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在广州宣布成立。此时董因母亲病重,请假回乡照顾母亲,并在南阳中学当了一名国文教师。就是在这一节骨眼上,傅念旧情,先聘董为史语所通信研究员,后改为编辑员。史语所刚一成立,傅斯年就急于想在学术界大展身手,便有了到安阳挖乌龟壳的主意。不过这个时候的傅斯年尚是一光杆司令,手下无将无兵可派,情急之中,想起了在南阳中学任教的董作宾,便打电话令其赴小屯主持甲骨调查和发掘。头脑并不糊涂且早有意要借挖乌龟壳以鸣天下的董作宾,在这股骤然兴起的社会大潮中,很好地利用了这一千载难逢的机遇,立即赶赴小屯行动起来。命运之神似对他格外惠顾,第一次试掘,竟获取有字甲骨774片,古物10余种,且从调查情况判断,地下的甲骨并未穷尽,埋藏颇丰。有了这一非凡的收获和发掘前景,董作宾的人生之路也就从茫然蒙昧中豁然明朗起来了。

  当李济于这年冬天前往开封和董作宾会面时,根据小屯的调查情况,二人商定于春节后再搞一次大规模发掘,并达成一项谅解,这便是:由董作宾研究出土的甲骨文字,李济负责研究所有其他出土古物。对于这个城下之盟,李济后来回忆说:“实践证明这一谅解对我们个人关系与合作是重要的。作为考察这个遗址的第一位先锋,董作宾应该有机会研究这批最重要的科学发现物,而有字甲骨是安阳发掘的关键品。另外,董的铭刻学研究能力是无容怀疑的。”[8]

  事实上,李、董两位大师之间终其一生都履行了这一协约:李济研究殷墟出土的陶器、青铜器和其他器物,董作宾专门研究甲骨文。1929年,董作宾发表了《商代龟卜之推测》一文,首次提出应对殷墟出土的龟甲作系统的分析与研究。

  当第三次安阳殷墟发掘的第二个阶段,即1929年12月12日,第四区大连坑内出土了著名的大龟四版,这一发现使殷墟发掘推向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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