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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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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久,就听说梅校长从城内东单临时机场飞离了北京。他当时请我们姐弟,也许是有意借此向我们的父母表示告别吧?[2]

  抗战胜利复校后的清华教务长吴泽霖:他临走的时候,有一天早上,哪一天,我忘记了,在门口他乘车出去,我刚走进来,他车停下来,我先问他,怎么样?听说你是不是要走?他说,我一定走,我的走是为了保护清华的基金。假使我不走,这个基金我就没有法子保护起来。最后两句话是他思想的一闪念,很紧张。以后到上海后,他给我通过一次信,以后再也没有联系了。[3]

  梅贻琦好友、物理学家李书华:民国卅七年十二月半北平突被共军围攻,西苑与南苑机场均不能用。北平城内动工建筑一个临时机场,利用东交民巷东面围墙外的操场与东长安街东部一带地方,作成南北方向跑道一条。十二月廿日晚间政府派第一架飞机到北平接人,降落于该临时机场上。廿一日清晨我与月涵及袁守和(同礼)先生和袁夫人等数人,携少许随身行李登机飞往南京。这是差不多十四年以前的事。[4]

  梅贻琦夫人韩咏华:北京解放前夕,我的大女婿在国外,我怕大女儿祖彬与丈夫长期分离,就跟梅先生商量,[子午书屋 weilishi.org]决定由我送祖彬出去。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廿八日,我带祖彬及她的两个小孩搭亲戚(南按:卫立煌将军)飞机离开北京,飞往广州,之后不久又转到香港,借住在祖彬爱人的兄嫂家里。

  这时候梅先生还在北京,他为学校事务城里城外地奔波着。十二月十四日下午他进城办事,赶上北京城被围,阻于城内,从此再没有回到清华。南京国民党政府连续来飞机接人,他搭乘最后一班飞机走了。以后,梅先生从南京取道上海到香港,在香港遇到一个法国朋友,约他到日内瓦参加联合国的会议。这样,梅先生就离开中国大陆了。[5]

  南渡北归:离别(第五章梅贻琦流亡海外之谜)告别清华园(2)

  另,我在广州报纸上看到谁谁走啦,就是梅校长还是从里从外照顾学生。以后,听说进城以后,出门证作废了,他住在北京饭店,那时南苑的飞机场炸毁了,在东单修跑道,有飞机去南京,他赶上尚在北京,梅贻琦和华罗庚就坐那个飞机到南京去了。到南京后又到上海,当时李宗仁在南京。我们就在香港相遇,我从广州到香港,他从南京、上海到香港。我问他,你为什么不把祖芬带来,他说他念书呢,是个学生,不要紧,我是不能回清华啦,能出城还是要出城。[6]

  时任清华中文系代理主任浦江清日记:1948年12月14日,“据说昨晚林彪部队由沙河、清河冲来,因国民党军炮火猛烈而退却。转向西边,向台湾新练的国民党军进击,所以清华园附近又平静了。下午,有消息云校方预备一辆卡车,同人女眷想进城的可以搭车,限于女眷。四点前,内校门外挤着许多人,慌乱得很。梅校长在城内,今天上午十一时许小汽车返校,带来款项,下午三时发薪。这次我的薪水近金圆券千元。……晚上没有电灯,早睡。听见炮声,在南方。气象台的大炮已经撤掉了(南按:国民党军在清华安装),据说是梅校长在城里交涉的,先是撤在圆明园内,后来撤往城内了。”

  12月16日,“城内交通断绝。邮箱电话都不通。据悉,胡适夫妇已飞京。寅恪先生亦已成行,惟其眷属仍留平。梅公似尚未成行,黑板报云政府要梅公飞京。至于校中空气,多数同学本来是左倾的,他们渴望被解放,少数也变为无所谓。教授同人极右派本来想走的,现在也走不成了,多数成为无所谓。”……共军既把平津路也切断,中央军已无退路,困守北平城。……共军所用长城银行的纸币出现了。

  12月24日,“上午十时开教授会。通过议案二:一、挽留梅校长,请继续为本校服务;……晚间至冯芝生宅,参加起草挽留梅校长函,觉措辞颇困难。梅先生于十三日因公进城,十四日午时返校,下午又进城,以后交通阻断留居城中,迄未出城。无线电消息,孙科新阁名单中,梅氏长教育部。学生会一致挽留,谓南京政府将倒,不应使名流‘殉葬’云。教授会亦一致挽留。我们起草虽斟酌措辞,然据冯公所得消息,梅先生已于本星期二飞京,挽留已为形式上之事矣。谅梅公亦有难处。”

  12月30日,“昨日为梅校长六十诞辰,原定进献油画像一帧,并有祝寿词(冯公所作)并油画像题词(张子高先生所撰),装成册子,同人皆签名于后。梅先生已行,颇可惋惜。册子仍传观,余亦补签名于后。”[7]

  梅贻琦秘书沈刚如:一九四八年十二月,解放战争临近北平近郊,清华园可闻激烈枪声。十三日星期一,枪炮声更密更近,学校决定自下午起停课。连日来校长皆于下午进城与城内各大学校长商讨应变措施。十四日下午,校长以电话把我召至其家,交给我一包股票和契纸(这是与清华合办数学研究所的卢木斋后人交来用作基金的),让我整理好抄一清单。另外,叫我把一枚金元和一根金条交给出纳组妥为收存。交代清楚后,校长便乘车只身进城。当晚黄庄一带即告解放,校长欲归不能,从此梅校长便离开了我们。[8]

  梅贻琦清华同事叶企孙:1948年解放前夕,梅贻琦和我讲,在福建建立一个清华基地,北京解放很快,没办成此事。清华的基金问题,在解放前夕我叫梅贻琦自己留一本资金账,我又想在解﹝放﹞北京时一同同他到南京。[9]

  南渡北归:离别(第五章梅贻琦流亡海外之谜)告别清华园(3)

  梅贻琦清华同事陈岱孙:1948年底,我记得我还在上课,就听见霹雳啪啦打起来了,课也上不了啦,下课吧!下课之后,下午就找梅校长去了,他正要动身进城,他告诉我,他说:“我现在赶快进城,要弄一些钱来,因为学校没钱了,弄点钱来,让全体师生员工渡过这一段时间。我拿了钱,马上就回来。”但是他那天晚上没有回来,后来就听说他到南京去了。后来叶企孙告诉我,梅校长进城去了,拿了钱了,坐汽车出来到西直门,西直门关了。那时候,西直门每天晚上都关门,10点钟左右关门,不过有一个出门证,清华也有一个三联单出门证。有出门证,可以开这个西直门出来,随便什么时候办理都可以。但是那一天,出门证失效了,不许出来,就回到城里去了。住到胡适家里,过了一、二天,胡氏说,你不必回去了,跟我一起走吧!于是就跟胡适一起走了。[10]

  梅贻琦秘书赵赓:12月10日,清华作出决定将于十三日停课。翌日,梅召校长室秘书沈刚如至住所,面交一包股票及契纸,乃天津卢木斋后人出资与清华合办数学研究所之基金;又交出自己所保管之金元一枚、金条一根。下午入城开会。晚间在市内接电话,得悉解放军已占领北平西郊各地西山通西直门之大路亦遭封闭。15日,大批解放军正式宣告围城,梅不能返校,以电话通知,请校务会议代理校务,冯友兰先生为主席,暂主持校内事务,设法维护校产及师生安全。于是“先生从此与任教十三年,长校十七载之清华隔绝,多年魂梦徒萦,终身未得再返。”[11]

  梅贻琦助手蔡麟笔:卅七年冬北平情况紧急,教育部派专机接梅先生南来,当时正值孙哲生组阁,再三邀请梅先生入阁,梅先生……心殊不安,曾对新闻记者谈话说:“不出来对南方朋友过意不去,来了就做官,对北方朋友不能交待。”所以始终婉谢,卒不就职。[12]

  从以上相关人员的回忆可以看到一个轮廓,这便是:梅出走北平之前有过较长时间的思想活动和准备,最后下定决心离平赴京。至于梁从诫所说梅氏向梁思成、林徽因告别的良苦用心,或许当是事实,只是梁氏所说此事发生在1947年似乎不确,查《林徽因年谱》,知林于这年夏天病情恶化,须做肾切除手术,梁思成改变旅美计划提前回国。10月初,林徽因入北平西四牌楼中央医院,准备手术治疗。12月24日,林徽因在白塔寺医院进行手术。术前,林担心手术失败,特别致信美国好友费慰梅:“再见,亲爱的慰梅!要是你能突然闯进我的房间,带来一盆花和一大串废话和笑声该有多好。”[13]结果,手术很成功,林徽因出院后回到清华园一边养病一边工作,直到1955年去世。这个事实说明,林住院动手术离解放军围城还有差不多整整一年时间,梅不可能这么早就作弃清华园而去的准备,唯一的可能是,梁从诫所言确有其事,但时间有误;或时间和事实俱有误,因为若把时间放在1948年,与林住院做手术之事又不相符,此事只有梁从诫本人出面,才有可能重新弄一个合理的说法出来。

  其他人的回忆,除了梅氏临走时所说的某某如何如何的话不可考实,或者说没有旁证加以坐实,离清华园和北平的时间、地点、事情进展脉络基本不差,只有一度做过清华大学法学院院长的陈岱孙,在1980年10月清华召开的纪念梅贻琦会议上,谓梅在城里住胡适家中并与胡一道飞南京的说法,曾引起出席同一次会议的原清华党委办公室主任何介人当场质疑。何说:“据台湾出版的一份材料说,梅先生进城后,没有住胡适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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