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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5 老年病学家的晚年生活

  对菲利克斯·西尔维斯通而言,管理老年生活、改变令人不安的现实是他终身的工作。50年来,他是全美老年病学的领头人。但我认识他的时候,他自己也已经87岁了。他感觉得到自己的心智和身体在日渐耗损,他花了一辈子研究的问题,到最后自己也难以幸免。

  菲利克斯是个幸运的人。即便60多岁的时候发生了一次中风,使他几乎丧失了一半的心脏功能,他还是无须停止工作;79岁的时候他差点儿发生心脏停搏,但他还是能继续工作。

  “有一天晚上,我坐在家里,突然感觉到心悸,”他告诉我,“当时我正在读书。几分钟以后,我觉得气紧。很快,我觉得胸闷。我摸了摸脉搏,超过了200次。”

  他是那种在胸痛的时候,还会抓住机会检查自己脉搏的人。

  “我妻子和我稍微讨论了一下要不要叫救护车,最后决定叫。”

  菲利克斯到了医院,医生对他实施电击,恢复了心脏的搏动。他患的是室性心动过速,医生给他的胸部植入了一台自动除颤仪。几周后,他就康复了,医生放他出院,准许他全面恢复工作。那次发作以后,他又经历了疝气修补、胆囊手术、关节炎治疗,不过,这些病只是让他不再狂热地弹钢琴;他那衰老的脊柱发生了压缩性骨折,使他的身高从1.73米减少了足足8厘米; 他的听力也下降了。但是,他仍然继续行医。长安十二时辰小说

  “我改用电听诊器,”他说,“它们很讨人厌,但是很好用。”

  到了82岁时,他不得不退休了。问题不在于他的健康,而是由于他妻子贝拉的健康。他们已经结婚60多年了。菲利克斯和贝拉是在布鲁克林的国王县中心医院相识的,当时他在医院做实习医生,她是营养师。他们在平林区(Flatbush)养育了两个儿子。孩子们离家以后,贝拉考取了教师资格证, 教 有学习障碍的儿童。然而,在她70岁的时候,视网膜病变削弱了她的视力,她只好停止工作。10年后,她几乎完全失明。菲利克斯觉得把她一个人留在家里不再安全,于是他于2001年放弃行医。他们搬到波士顿之外马萨诸塞州坎顿的退休社区果园湾(Orchard Cove)。这里距他们的儿子更近一些。

  菲利克斯说:“没想到经历这种改变后我还能活下来。”他早已从他的病人身上观察到适应年龄带来的变化有多艰难。在检查最后一个病人及收拾家的时候,他觉得自己快要死了。“我既在拆解我的房子,也在拆解我的生活,” 他回顾道,“那太可怕了。”

  我们坐在果园湾主门厅旁边的图书室里,阳光透过大型落地窗照进屋子,墙上挂着趣味高雅的画作。我们坐的扶手椅带着软垫,是联邦风格的设计。 这里像一个舒适的酒店,只不过来来往往的人都在75岁以上。菲利克斯和贝拉住着一套两居室的房子,门窗对着森林,空间很宽敞。客厅里摆着菲利克斯的大钢琴,茶几上堆着他依然订阅的医学杂志——他说:“那是为了安慰我的心灵。”他们所在的是独立居住区,服务包含做家务、换洗被子及提供晚餐。一旦需要,他们可以要求升为辅助生活(assisted living),包含提供一日三餐及每天一个小时的个人护理。

  这不是一般的退休社区,而且即使一般退休社区的一个房间每年的租金也达3.2万美元。门槛费一般是6万美元,最高达12万美元。而与此同时,80岁以上老人的收入中位只有1.5万美元。一多半进驻长期护理机构的老年人花光了全部积蓄,只得依靠政府资助的福利才住得起。最终,美国老年人失能并入住疗养院(年花费比独立生活多5倍以上)的平均时间超过一年。这是菲利克斯拼命想要避免的结局。

  作为一个老年病学专家,他努力客观地记录他所体会到的变化。他发现他的皮肤很干燥,嗅觉退化了,夜间视力变差了,很容易感觉疲劳,也开始掉牙齿。但是他采取了所有他能够采取的措施。他使用润肤霜避免皮肤裂口,他避开高温,每周骑三次健身脚踏车,每年看两次牙医。

  他最关心的是头脑的变化。“我的思路不像过去那么清晰了,”他说,“我 以前半个小时就可以看完《纽约时报》,现在需要一个半小时。”而且即便如此,他也不确定他理解的仍像过去那么多。他的记忆力也给他带来麻烦。 “如果我回过头去看我读过的东西,我知道我看过了,但是有时候我并没有真的记住,”他说,“这是短时记忆的问题,很难接收并存储信息。”

  他运用自己曾经教给病人的方法。“我努力刻意地留意正在做的事情,而不是机械地做事,”他告诉我,“我还没有丧失行动的自主性,但是我已经无法像过去那样依靠它了。例如,我已无法一边想事情,一边穿衣服,同时确定衣服已经完全穿好。”他认识到尽力更加刻意的策略并非总是奏效,有时候他会把同样的故事对我讲两遍。他心里的思绪会落入惯常的套路,有时无论他怎么努力,都没有办法把它们推上新的路径——思绪很顽固,甚至会反抗。菲利克斯作为老年病学专家的知识迫使他认识到自己的衰老,但并不能使之更容易接受。

  “偶尔我的情绪有些低落,”他说,“我觉得我有反复发作的抑郁。它们还不至于令我丧失能力,但是它们……”他打住话头,试图找到合适的词,“它 们令人不舒服。”

  尽管他有种种局限,但是他的目标感给他以鼓励。他说,那是与促使他从医同样的目标感:在某些方面,可以帮助到周围的人。入住果园湾才几个月,他就协助指导健康委员会改善社区的保健服务,组建了一个退休医生杂志阅读俱乐部。他甚至引导一位年轻的老年病学医生完成了她的第一个独立研究——调查居民对“心脏骤停时不做心脏复苏”这一决定的态度。

  更重要的是,他对于子女和孙子孙女,尤其是妻子贝拉的责任感。失明和记忆力问题使贝拉变得极其依赖他人。如果没有他,那贝拉只好进疗养院。 他帮她穿衣服、监督她吃药。他给她做早餐和午餐,带她散步,带她看医生。他说:“现在,她就是我的目标。”

  贝拉并不总是喜欢他做事的方式。

  “我们不断争吵——我们为很多事情吵架,”菲利克斯说,“但是我们也都很容易原谅对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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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并不觉得这份责任是一个负担。随着他个人生活的内容变窄,照顾贝拉的能力成了他的自我价值来源。

  “我是她个人专职的照料者,”他说,“我乐此不疲。”这个角色强化了他的一种意识:他必须注意自己的能力变化;如果不能诚实地面对自己的局限性,那他对贝拉就没什么用处。

  有一天晚上,菲利克斯请我吃晚饭。餐厅很正式,包含预定坐席、餐桌服务,要求着正装。我当时穿着白大褂,为了入座,我向餐厅经理借了一件海军蓝的运动夹克。菲利克斯穿着棕色西服和牛津衬衫,而贝拉穿的是他为她挑选的有蓝色花纹的齐膝裙装。他挽着她,把她领到餐桌边。她和蔼可亲, 喜欢聊天,眼睛很有神。但是,坐下后,她根本看不到面前的盘子,更不用说看菜单了。菲利克斯为她点了菰米汤、西式蛋饼、土豆泥和菜花泥。他告诉侍应生:“不要盐。”因为她患有高血压。他自己要了三文鱼和土豆泥。我点了汤和伦敦烤肉。

  菜上桌的时候,菲利克斯按时钟指针的位置,指点贝拉在盘子的哪个位置找到哪种菜。他把叉子递到她手上,然后自己开始吃饭。

  两个人都强调细嚼慢咽。她先开始吃起来,吃了一点西式蛋饼。她的眼睛突然湿润了,咳嗽起来。菲利克斯把水杯递到她嘴边。她喝了一口水,努力把蛋饼吞下去。

  “年龄大了,脊柱前凸使得头朝前倾,”他告诉我,“所以你直视前方的时候,别人以为你在望天花板。仰望的时候吞咽,偶尔会噎着,这个问题在老年人中很常见。你听。”的确,每分钟都能听见餐厅里有人被食物噎着。菲利克斯转过头对贝拉说:“你吃饭的时候得低着头,宝贝儿。”

  吃了几口以后,他自己也噎着了,是三文鱼惹的祸。他不停咳嗽,把脸都咳红了,最后终于把那块鱼咳了出来。一分钟以后他才缓过气来。

  他说:“没有听从我自己的建议。”

  无疑,菲利克斯·西尔弗斯通一直在与年龄所导致的衰弱斗争。曾经,人们能够活到87岁就很了不起了。而他了不起的地方在于他所保持的对生活的掌控能力。在他开始当老年病医生的时候,几乎无法想象一个有着他那样的病史的87岁老人能够独立生活、照顾失能的妻子,并继续做研究。

  这部分归功于他的运气。例如,他的记忆力没有严重退化。但是,他也把自己的老年生活管理得很好。他的目标很收敛:在医学知识和身体局限允许的范围内,过尽可能体面的生活。所以,他存钱,没有早早退休,因此没有财务困难。他保持社会联系,避免了孤独。他监测自己的骨骼、牙齿和体重的变化。他确保自己有一位具有老年病医疗技术的医生,能够帮助他维持独立生活。

  我询问老年病学教授查德·博尔特怎样才能确保激增的老年人口拥有足够的老年病学医生。“没办法,”他说,“太晚了。”培养老年病学医生需要时间, 而我们现在的医生太少了。美国每年有不到300名医生完成老年病学的培训,远远不足以代替退休的老年病学医生,更不用说满足未来10年的需要了。 老年精神医生、护士和社工也同样稀缺,而供应情况也不乐观。除美国之外,其他国家的情况也没什么两样,很多国家的情况甚至更差。

  然而,博尔特认为我们来得及采取另一个策略:他指导老年病学医生培训所有的初级护理医生和护士照顾老人,而不是自己提供照顾。但是,连这也是一个艰巨的任务——97%的医学生不选修老年病学课程,而且这一策略要求国家掏钱让老年病学专家去教导如何照顾病人,而不是自己提供照料。如果政府有这个意愿,博尔特估计10年内在每个医学院、护士学校、社工学校和内科培训项目中都有可能设置课程。

  “我们得采取措施,”他说,“老年人的生活可以比今天更好。”

***

  “知道吗,我还可以开车,”菲利克斯·西尔弗斯通在晚餐后告诉我,“我是个很好的司机。”

  他得去一趟几千米外的斯托顿(Stoughton)给贝拉配药。我问他是否可以同行,他同意了。他有一辆开了10年的自动挡的金色丰田凯美瑞,里程表显示累计里程近63 000千米。整辆车从里到外都很质朴。他把车倒出狭窄的停车位,尖啸着出了停车场。他的手不抖。就这样,在一个新月照耀的夜晚,在坎顿的街头,一位老人开着车。红灯亮起的时候,他把车稳稳地停下来,在应该打灯的时候打灯,转弯的时候不会急刹车。

  我承认,我做好了迎接灾难的准备。85岁以上的老年司机发生致命车祸的风险比十几岁的司机高三倍以上。高龄老人是路上风险系数最高的一类司机。我想到爱丽丝的那次事故,她邻居的院子里还好没有小孩,真是她的幸运。几个月以前,退休销售员乔治·维勒(George Weller)在洛杉矶被控过失杀人罪。他误把油门当刹车,将他的别克车开向了圣塔莫尼卡农贸市场的一群购物者,导致10人死亡,60多人受伤。他86岁。

  但是菲利克斯在驾驶过程中没有表现出任何困难。在某一刻,由于十字路口处道路修建的标志不清楚,几乎直接把我们引向迎面而来的汽车。但菲利克斯迅速纠正了方向,驶入了合适的车道。说不好他还能依靠自己的驾驶能力多长时间。早晚有一天,他将不得不放下他的车钥匙。

  但在当时,他并不担心;只要能上路他就高兴。在拐上138道后,夜间的车辆很稀疏。凯美瑞的车速刚好超过每小时45英里(约72千米)的限速一点点。他把车窗摇下来,手肘搁在窗框上。空气清新、凉爽,我们听着轮胎碾轧道路的声音。

  他说:“多美好的夜晚,不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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