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婴儿诞生之时，仁慈的命运使他对与母体的分离而带来的焦虑毫无所知，因此他并不感到死亡的恐惧。甚至在出生后，婴儿也与他在母体中的状况相差无几。他不能意识到客体，也没有意识到自身和外在于他的世界。他只感觉到温暖和食物的有益刺激，尚且不会区分温暖、食物和它们的来源──母亲。母亲就是温暖，母亲就是食物，母亲就是满足和安全的欣快状态。这种状态，用弗洛伊德的话，就是一种自恋。外部现实──他人和事物，只是在满足或妨碍身体的内部状态时方有意义。实在的只是内在的东西；外在的东西之所以实在，只是因为我的需要，而决不是由于它本身的性质或需求。
当孩子长大、发育后，他便渐渐能够按照事物的本来样子来知觉它们了；喂养时的满足与母亲的乳头、乳房分开了。最终孩子体会到，他的口渴、解渴的奶、乳房和母亲是不同的。他学会知觉那些作为不同的存在，作为自在的存在的许多其它食物。在这时，他学会了给这些事物起名称；学会了火是热的且会伤人，母亲的身体温暖而又舒服，木头是坚硬而沉重的，纸是轻的且能燃烧。他学会了如何去把握人：当我吃的时候母亲会笑；当我哭的时候她会把我抱在怀里；当我大便时她会夸奖我。所有这些体验凝结成这样一种体验：我被爱。我被爱因为我是母亲的孩子。我被爱因为我无依无靠。我被爱因为我漂亮、讨人喜欢。我被爱因为母亲需要我。用一个更一般的方式来表达：我被爱因为我是我之所是，或者更确切地说，我被爱因为我存在。这种被母亲所爱的体验是一种被动的体验。为了被爱，我无须做任何事情──母爱是无条件的。我要做的一切就是存在──作为她的孩子而存在。母爱是天堂，是安宁；它无需去获取，它也无需被报答。但是，母爱的无条件性也有一个消极的方面。母爱不仅不需要被报答，而且也不能被获取，被产生，被控制。有了母爱，就像有了祝福；没有母爱，生活中就失去了美──我无法创造母爱。瞻对小说
对于大多数八至九岁半的孩子来说（注：苏勒思：精神病学中的人际关系理论，伦敦一九五五年版），问题几乎全是被爱──因为他的存在而被爱的问题。在这个年纪以前，孩子还不会爱，他对于被爱的反应是感激和快乐。在孩子发展到这一点时，一种新的因素注入这个过程：一种新的情感，由孩子自身的主动性而产生的爱。孩子第一次想到要给母亲（或父亲）一些东西，要造出一点东西──一首诗，一幅画，或者无论一点什么东西。在孩子的生活中，爱的思想第一次从被动转为主动，转到了创造爱。从这第一次开始一直到爱的成熟要花许多年的时间。终于这孩子──他现在也许已是一个青年──克服了他的自我中心，他人不再只是满足他的需求的工具。其他人的需要与他自己的需要是同等重要的，事实上，其他人的需要变得更为重要了。通过爱，他脱离了由于自恋和自我中心而构成的孤独和分离的牢房。他感受到了一种新的融合，一种分享和一种合一的感觉。更重要的是他感到了与其依赖被爱而接受，不如通过爱而产生爱的趋势；为着被爱，他不得不幼小、无助、病歪歪的──或者“乖”。幼儿的爱遵循着这样一条原则：“我爱因为我被爱”。成年人的爱则遵循这个原则：“我被爱因为我爱”。不成熟的爱说：“我爱你因为我需要你”。成熟的爱则说：“我需要你因为我爱你”。
与爱的能力的发展密切相关的是爱的对象的发展。在孩子最初的年月里，他最依恋的是母亲。这种依恋开始于婴儿出生前，那时母亲和孩子仍然是一体，尽管她们是两个人。孩子的诞生在某些方面改变了这种情况，但没有想像的那么多。尽管孩子生活在母体外，他仍然完全依赖于母亲。日复一日他变得越来越独立了：他学会了走路，学会了谈话，学会了独立探索世界；与母亲的关系失去了一些最紧要的意义，继而代之的是与父亲的关系变得越来越重要了。正念的奇迹
为了理解这种从母亲向父亲的转变，我们必须考虑母爱与父爱在性质上的根本区别。我们已经论及过母爱。母爱依其真正的本性是无条件的。母亲爱这新生婴儿因为这是她的孩子，而并非因为孩子实现了任何特定的条件，或达到了任何特定的期望。（当然，我在这里说母爱和父爱时，是指在马克思．韦伯“理想类型”的意义上，或在荣格“原型”的意义上的母爱和父爱，而并不是每个母亲和父亲都以这种方式爱。我指的是母亲的和父亲的原则，这种原则在真正的母亲和父亲身上得到体现。）无条件的爱与一种最深切的渴望是相符合的，这种渴望不仅仅是孩子的，也是每个成人的。另一方面，因为人的长处而被爱，因为他值得爱而被爱又总使人困惑。也许我没有使那个我希望爱我的人感到高兴，或许是这样，或许是那样，但总有一种爱会消失的恐惧。此外，“应得”的爱很容易留下一种痛苦的感觉，即他并不是因为其自身而被爱，他被爱只是因为他讨好了别人，究其根本，他并没有被爱，只是被人利用了。怪不得我们都那么渴望母爱，无论是孩童时代还是已长大成人。大多数孩子都很幸运地获得了母爱（这一点我们随后将讨论）。对于成年人，同样的渴望却更难以实现。在最令人满意的发展中，它将是正常的性爱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常常以宗教的形式获得表达，更多的则是以神经病的形式得到表达。
孩子与父亲的关系却很不相同。母亲是我们来到人世的源地，她是自然，是土壤，是海洋。父亲并不代表任何一种这样的自然之家。在孩子生活的最初岁月里，父亲和他很少有联系；在这些年代里，父母对孩子的重要性不可同日而语。但是，尽管父亲并不代表自然世界，他却代表着人性存在的另一极──思想的世界，人造物的世界，法律和秩序的世界，纪律的世界，旅行和冒险的世界；父亲是孩子的老师，他向孩子指出了进入人世的道路。
与这种作用密切相关的是社会─经济的发展。当私有财产出现时，当私有财产能由儿子继承时，父亲便开始寻找那能够继承他财产的儿子。自然这个儿子是父亲认为最适合做他的继承人的儿子，是最像他的儿子，因而也是他最喜欢的儿子。父爱是有条件的爱。其原则是：“我爱你因为你实现了我的期望，因为你尽你的义务，因为你像我”。像无条件的母爱那样，我们在有条件的父爱中发现了一个消极的方面和一个积极的方面。消极的方面是这样一个事实，即父爱必须是值得给予的，如果一个人不去做期待他所做的事，父爱就会丧失。父爱实际上具有这样的性质，即服从成为主要的优点。不服从则是主要的缺点，──对不服从的惩罚就是收回父爱。积极的方面也是同样重要的。由于父爱是有条件的，因此我就能够通过做点什么事获得它，我可以为得到父爱而努力；这种爱与母爱不同，它是在我的控制之内的。尘埃落定小说
母亲和父亲对待孩子的态度是与孩子自身的需要相符合的。婴儿在生理上和心理上都需要母亲无条件的照顾。六岁以后，孩子开始需要父爱，需要父亲的权威和引导。母亲的作用在于使孩子在生活中安全，父亲的作用在于教育和引导孩子应对他所处的特定社会向他提出的难题。在理想的情况下母爱并不力图阻止孩子成长，也不试图对孩子无依无靠的状况加以保险。母亲应该相信生活，不应过分焦虑，这样就不会用她的焦虑影响孩子。孩子长大成人，并最终和她分离，这个愿望应是她生命的一部分，父爱则应该由原则和期望所引导；父爱应该是耐心的、容忍的，而不该是恐吓与独断。他应该给成长中的孩子以日益增强的能力感，最终使孩子成长为自己的权威，而不依靠父亲的权威。
最后，一个成熟的人逐步达到这一点，他是他自己的母亲，也是他自己的父亲。他仿佛有一种母亲和父亲的良知。母亲的良知说：“不端行为，甚至犯罪都不会使你失去我的爱，失去我对你生活和幸福的希望。”父亲的良知说：“你做错了，你免不了要自食其果，最重要的是如果要我喜欢你的话，你必须改变你的方式。”成熟的人不受外在的母亲和父亲之形象的影响，而在内心建树起父母的形象。然而，与弗洛伊德的超我概念不同，他并不是通过把母亲和父亲合为一体而建树于内心的。并且，成熟的人的爱既有母亲的良知又有父亲的良知，尽管它们似乎相互矛盾。如果他仅仅保持父亲的良知，他会变得严厉和缺乏人性；如果他仅仅保持母亲的良知，则很有可能失去判断力，妨碍他自己和其他人的发展。
在从母亲中心到父亲中心，以致最后综合在一起的发展过程中，精神健康和成熟的实现是它的基础。这一发展的失败则是引起神经病的基本原因。尽管更充分地展开这种思想超越了本书的范围，简短地谈一谈或许有助于说明这一点。
引起神经病发展的一个原因在于这样一个事实，即一个孩子有一个爱着但又过分放纵或盛气凌人的母亲，和一个软弱而又无动于衷的父亲。在这种情况下，孩子可能滞留在对母亲的早期依恋里，发展成一个依赖母亲的人，他感到无依无靠，具有接受型的人所特有的骚动感。也就是说，希望接受和受到保护、照顾，而缺乏父亲的品质──纪律、独立和独立掌握生活的能力。他也许会试图在每个人身上找到“母亲”，有时在妇女身上，有时则在具有权威和权力的男子身上。另一方面，如果母亲冷酷、感觉迟钝和盛气凌人，他可能会把受母亲保护的需要转移到父亲这里，继而转移到所有的父亲形象上──在这种情况下，最后的结果和前者的结果是相似的；他也许会发展成一个片面的、由父亲取向的人，完全热心于法律、秩序和权威的原则，缺乏期望或接受无条件爱的能力。如果父亲是个独断专行的人，同时又和儿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话，这样的发展更加强烈。所有这些神经病发展的特征是某一个原则──父亲的原则或母亲的原则──没有得到发展，较为严重的神经病态的发展便是这样，或者是母亲和父亲的作用被混淆了，既同外在的人混在一起，也同人内心的这些作用混在一起。进一步的考察会表明，某些类神经病，如迷狂神经病，是因更多地依靠片面的对父亲的依恋而发展；而其他人，如歇斯底里、酗酒、没有能力坚持自己的权力和应付现实生活，以及意志消沉，则产生于母亲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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